怎样理解“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新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要下功夫把干部的问责、惩处制度抓好，建立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正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要求的重要举措。该《规定》全文共十九条，明确提出了“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着力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被各界称为“干部体制的关键转折点”，意味着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现代转型。

打破“金饭碗”铁律，是整治干部不作为的战术突破

《规定》的重点和亮点，就是关于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相关规定。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不适合的干部调整下来。这就打破了“金饭碗”的铁律，将干部的“上”与“下”与优胜劣汰法则对接起来。而向下调整的主要渠道有六个方面，即到龄免职（退休）、任期届满离任、问责处理、健康原因调整、违纪违法免职和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领导干部等。中组部负责人在印发《规定》答记者问中表示，“从实践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难点，主要是怎样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是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

显然，推动干部“下”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是为有效防止各级领导干部“庸懒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在其位不谋其政。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反腐高压下，乱作为明显被控制住了，但是不作为、缓作为却在相当大的范围、相当多的人中出现了。由于没有正常的退出和降级机制，一些“懒官”和“庸官”在领导岗位上熬日子、混饭吃，造成了懒政怠政的氛围，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生态环境。

所以，《规定》侧重于以整治不作为来打好“能下”这场关键战役。对那些不作为、不称职甚至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干部，坚决地调整下来，正是为了推进一大批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的干部“上”，为他们干事创业腾出空间、搭建平台，实现“让有为者有位，让无为者无位”。因此，上得来、下得去，其实只是起点，关键还要上得好、下得好，这才是“能上能下”真正的含金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规定》夯实了“为官有为”的工作基础，可谓“重构政治生态”和“制度治党”的战术突破。

当然，要实现能上能下的科学管理，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作为平衡。对此，《规定》不仅为干部能下划出“硬杠杠”，并以科学合理的设计，明确了下的标准，规范了下的方式，疏通了下的渠道，确保干部下得合理、下得合法、下得服气，而且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建立了“快速通道”。这就切实把全体干部的思想和精力凝聚到服务改革发展上来，真正实现“人岗匹配”“职得其人，才得其用”，让肯干的受激励、慢干的受鞭策、不干的受惩戒。《规定》还明确强调，对于问题干部，在被组织调整影响期满后，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突出、工作需要且经考察符合任职条件的，可以提拔任职。这为下的干部教育管理、使用复出指明了方向，充分体现了对干部的关心爱护，可谓既是“破冰”更是“融冰”。

关闭“潜规则”暗道，是整肃官场用人歪风的新制度常态

尽管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就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后来也陆续出台一系列针对干部队伍“升降进出”的相关规定，但往往是“雷声响、雨点小”，落地效果较差，导致干部能上能下制度落实的效果不佳。现实生活中，官场多见“上”、难见“下”。特别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事实上存在诸多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催生了一批不称职的官员，如：能力不强、政绩平平，却平步青云的“太平官”；溜须拍马、钻营有术，却只上不下的“投机官”；唯上是从、媚上压下，见风使舵、迎合领导喜好而混上去的“捷径官”；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甚至藐视党纪国法，把犯错当本事的所谓“能官”，等等。同时，有的领导干部即使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却仍然“稳坐钓鱼台”；有的官员被问责免职后，又悄悄复出，或异地异岗为官，被群众嗤为“金蝉脱壳”；有的看似是降职降级或免职，实则得到了提拔……

此次中央新规的出台，不仅彻底杜绝以往的“牛栏关猫”现象，而且严丝合缝地关紧了领导干部只上不下的“潜规则”暗道。铁的纪律面前，干部的“上”与“下”成为关系其“乌纱帽”的最直接约束。实际上，解决和打通官场“能下”机制，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已见政策风向，多名违纪的副省级官员遭遇了“断崖式降级”。中央新规此时的出台，无疑十分明确地传递了强烈的信号：将以降级的“下”的方式来有效震慑官场、警示官员。

《规定》明确提出，坚决调整“四不干部”，即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同时，及时把那些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切实增强干部队伍活力。中央还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关于深入开展公务员平时考核试点工作的通知》，“一个通知一个规定一个条例”形成了干部管理三驾马车，作为调整干部职务、职级、辞退的重要依据。这显然是推进官员“能上能下”成为制度常态，是以问题为导向，对官场选人用人歪风邪气“开刀”，有利于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活力。

构筑带电“高压线”，是倒逼干部主动转变官念的必要途径

针对十八大以来发现的突出问题，如“八项规定顶风违纪”“干部选拔搞团团伙伙”“纵容‘身边人’经商办企业”等等，仅是各轮中央巡视，就多次提及。因此，《规定》通过问责来构筑带电“高压线”，对问题干部进行停职、免职等组织处理，这必然会产生“倒逼效应”，促使领导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从对官员问责的内容来看，中央新的《规定》与2009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可谓姊妹篇。当时规定了问责的7种情形，包括决策严重失误，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管理、监督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等。现在又根据新的情况追加了五类会被问责的情形，包括“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不力”“法治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抓作风建设不力”“选人用人任人唯亲、徇私舞弊”，以及“对配偶、子女教育管理不严”等。可见，在新增的5种问责情形中，一些规定的现实针对性、指向性很强。

在问责的方式上，中央《规定》依旧延续了2009年规定中的五种方式：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而对德、能、勤、绩、廉与所任职务要求不符，不宜在现岗位继续任职的干部，《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具体情形，其中包括“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为官不为、庸懒散拖”“单位工作或者分管工作处于落后状态”等十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等。这就从根本上扭转有的干部“不尽职、不尽责、出了问题无人负责”的状况。

“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这次中央新《规定》突出“问题导向”机制，以“能上能下”直指官员“乌纱帽”，以问责构筑带电“高压线”，为懒官劣官庸官戴上了“紧箍咒”，让领导干部不敢成为制度的“超脱者”甚至“凌驾者”“破坏者”。否则，就必然撞南墙、栽跟头、丢饭碗。这必将倒逼官员跳出“官本位”的窠臼，改掉“官太爷”架子，从而保持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紧张感，一种在位一天、赶考一天的危机感，切实做到严把为官底线，坚守法纪红线，筑牢拒腐防线，把全部心思用到为人民谋利益、干实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