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能够以抗战的名义“遮百丑”吗?

国民党能够以抗战的名义“遮百丑”吗?

核心提示:国民党顺应民意领导了抗战,但并不能“遮百丑”,并不意味着可以背弃人民、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事实上,抗战前后国民党不仅不改善民生,反而加重民众痛苦;不仅不进行社会改革,反而更加独裁专制;不仅不以身作则,反而更加贪污腐化,从而将社会各阶层对其的信任和支持透支殆尽。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国民政府作为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威望达到了顶峰。然而,从1945年9月3日到1949年10月1日,为什么不过短短4年,人民就毅然抛弃国民党政府、衷心欢庆新中国的诞生呢?

原因或许并不复杂。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国民党顺应民意领导了抗战,但并不能“遮百丑”,并不意味着可以背弃人民、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事实上,抗战前后国民党不仅不改善民生,反而加重民众痛苦;不仅不进行社会改革,反而更加独裁专制;不仅不以身作则,反而更加贪污腐化,从而将社会各阶层对其的信任和支持透支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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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又占绝大多数。由于自身的阶级性所致,国民党站在地主阶级方面,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大幅增税,将战争的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1944年,正面战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但国统区农民所负担的田赋却由1943年的6200万石(120斤)增至8000万石,1945年更增至1亿石。时人描述道:“乡村派款……种种名目,繁杂不可爬梳,则更广及于一般贫弱下户及贫苦佃农,每户每年亦皆负担数百元以至数十元不等。”

农民的人力负担同样沉重。据统计,抗战8年间国民政府征召壮丁约1400万名。而且,征兵过程中腐败透顶,征兵官员、乡保长层层盘剥,甚至疯狂地在贫苦人家中“抓壮丁”,许多贫苦家庭因此家破人亡。当时的老百姓说:“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还有人说“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银子是保长的”。这些壮丁在途中绳捆索绑,如同囚犯一样。由于虐待、疾病和逃跑,许多地方壮丁到达前线时的损耗高达80%。前方的士兵则根本吃不饱、穿不暖,“日食一粥一饭”,“冬天少棉,夏天缺单……生病者要占五分之四……因是病亡者,不可胜数”。此外,还有更多的人被征召去义务修筑军事工事、道路、机场,这部分民工在1亿人次以上,有些地方的壮丁在八年期间甚至服劳役200人次,平均每名壮丁每年的劳役为25.3次。

工薪阶层则饱受物价上涨之苦。以最重要的米价为例,重庆市1939年时为每石12元,1940年8月时上升到70元,1940年11月时上升到160元,1941年6月时更上升到410元,其他主要食品的价格也基本类似。据记载,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买牛两头,1941年可买猪一头,1945年可买鱼一条,1946年可买鸡蛋一个,1947年可买油条1/5根,1948年可买大米4粒,1949年可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

社会各阶层苦不堪言之时,国民党高层的腐化之风却急剧滋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自肥。据日本特务机关1939年10月所作的一份秘密调查报告称,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28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即便是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部长级官员573年的薪金。1940年,著名学者马寅初也曾公开指责说:“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力又不出钱,还要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更有甚者,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大发超级国难财”,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

抗战中后期,各级权力机构贪污现象比比皆是,从中央大员到地方的保甲长,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挥霍浪费行为。前方战事不断失败,然而,“前线吃紧,后方紧吃”,重庆等大都市大小官员吃喝成风。甚至蒋介石本人都承认:“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

一些当年的抗战名将,也逐渐地腐化变质。如汤恩伯,在1937年8月抗战第一次大规模阵地战——南口战役中,名扬天下,然而几年后他管辖河南时,民谣却有“河南四殃:水、旱、蝗、汤”,以“汤”害民最甚之称。如蒋鼎文,曾是著名的“飞将军”,却在主政西北期间成为有名的“腐化将军”。日军曾到处张贴蒋鼎文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钞票的宣传画,可谓刻画得入木三分。再如曾在淞沪血战、一天内战死6位旅长、牺牲上万的桂军廖磊部队,在安徽富庶之区驻扎后迅速腐化,军官们除了想法捞钱外,纷纷在当地结婚或讨小老婆。有一个团,家属甚至可以编成一个旅,传为笑谈。

抗战胜利后,在接收沦陷区敌伪财产过程中,国民党的腐败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把“接收”变成“劫收”的丑恶表演,使沦陷区广大人民大失所望,“想中央,盼中央”的结果是“中央来了更遭殃”。美国国务院白皮书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抗战后“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恢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

与此同时,在中共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鲜明对比之下,难怪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讲话时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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