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美成果单比预期更厚重

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成果清单已见诸报端，国内外舆论都从中发现了一些惊喜。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双方还能达成如此厚重的成果清单，实属不易。

中美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

对于这次高访成果，可以分为高期望值和低期望值两种。高期望值就是进一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确定中美两国的合作方向，形成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共同文件。低期望值则是保持稳定、管控分歧、增进互信，形成一批务实合作的具体成果。笔者以为，高期望值是中方要努力争取的，但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中方，而是取决于美方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况且国际大环境和某些第三方因素也有牵制作用。低期望值则是双方都想达到的基本目标，这次基本得到了完整实现。

这次高访的成果是由中美关系的战略背景决定的。同1979年邓小平访美时相比，中国在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出现力量和利益“外溢”势头。中美关系进入新的磨合期，有些尖锐问题必然出现，不可能通过短期接触和对话就能解决。特别是经济战略问题和安全战略问题共振，二者之间形成联动机制。双边关系问题越来越多涉及多边和第三方问题，并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交织。这些都是中美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复杂现象。

另外还要考虑到与历次中国领导人访美相比，这次离美国大选的时间最近。奥巴马政府更多考虑来自美国舆论和选票的压力，不能不在网络、人权等敏感问题上挥动大棒、高举轻落。美国决策层的对华政策班子也出现不同声音，白宫国家安全团队缺乏“中国通”高手，国务院的关注点在中东和欧洲，国防部在南海和美日同盟问题上表现强硬，经济政策班子在BIT和TPP之间举棋不定，国会则在低碳和气候问题上目光短浅。在这样一个美国国内环境中，要想取得中美双边关系突破性的重大成果，其难度之大可以想像。

实现中美之间“解疑释惑”

要想达到高期望值，中美元首会谈就应具备三项功能，即解决问题、传递信息、指出方向。如果在重大战略问题上难以取得根本突破，比如双方共同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完成BIT谈判、调整亚太地区秩序框架等战略议题，那么双方会谈的使命就更多落在第二、第三项功能上，即“解疑释惑之旅”。

针对美方疑虑较为集中的中国经济、网络、南海、人权等四个问题和美方极力回避的美日同盟、新型大国关系这两个问题，习近平主席突出亮点、抓住重点、不回避敏感点、不纠缠难点。亮点就是中美经济关系，重点则是“新型大国关系”，敏感点是网络和南海，难点是美日同盟和NGO立法问题。

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这块“压舱石”越来越重，以致其他因素都难以改变中美关系的战略方向。尽管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尚未达成，但中国对美投资的效应已初露锋芒，仅底特律“复活”和美国南部纺织业“复兴”这两个案例就足以让美国各界人士震惊和兴奋。最近中国股市震荡、汇率波动，使美国舆论再次响起“中国经济崩溃论”的杂音，但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期间向美国企业界展示了一幅宏大的中国经济“山河图”，给美国企业家吃了定心丸。中美在宏观经济调控、货币金融政策等重大问题上应相互通报、加强协调。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