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下)(2)

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下)(2)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摘要:20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还表明:不管美国如何强大,要想稳定太平洋,它就必须实行与大国,尤其是与中国合作的政策。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帝国有那么大的实力可以长期单独包揽和支配世界,美国也不能例外:20世纪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苏冷战以及本世纪美国在中东中亚开展反恐战争的结果反复表明,美国并不能独立承担改造全球政治,甚至地区政治的重任。

历史证明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十多年过去了,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针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在小布什第一任提出的实际针对南方国家的反对“邪恶轴心”和第二任提出的实际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束暴政”两大政策目标下更加强化。[14]如果对此没有准确的认识,就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形势的误判,误判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国家对外政策与策略。

由上我们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基本特征的分析所导出的新判断就是:

1.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但在远东没有结束;

2.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点是正确的判断,那我们目前流行的“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的判断,就是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的误判。误判当然就不能对当前日益严重的“日本问题”产生准确的认识。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误判呢?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的产生在时间上如此接近以至我们将雅尔塔体系与冷战体系混为一念。二战结束初期,英、美、苏三大国在行使雅尔塔权力和战后利益分配上产生矛盾并由此很快导致冷战。双方与各自的盟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条约并成立了互相对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并在这些条约及保障这些条约的组织基础之上形成了冷战体系。接踵而至的是世界政治中刚刚形成的表现为大国合作精神的雅尔塔体系,立即被蒙上了表现为大国尖锐对立的“冷战”的色彩:本来在雅尔塔体系中已解决的德国分治、中国的台湾主权及日本战后地位等议题,都又在冷战体系中出了“问题”。尤其是在70年代美苏争霸达到高峰时,以往的敌人成了朋友,而以往的朋友又成了敌人,这使人们得鱼忘筌,将大国合作打败法西斯后的法律成果即雅尔塔体系搁置一边,而只记住了冷战体系。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局势剧变,东西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这时有些学者便认为这表明“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特别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标志着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15]

这里需要问的是,作为冷战的最重要的组织工具,在“北约”没有与“华约”对等自行解体,反而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怎能说“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在东欧剧变而远东雅尔塔格局基本未变的条件下,怎能说已为世界提供了近50年和平保障的“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

事实上,冷战与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内容上完全不同而在时间上又紧密重叠的事物。就产生时间而言,雅尔塔体系产生在先——其目标是制约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复活,冷战体系在后——苏美各自的目标则是争夺世界霸权;就结束时间而言,以德国统一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局部解体在先,范围只局限于欧洲;以苏美争霸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在后,对象只限于苏美两家。但就世界范围内,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冷战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只是美国将主要冷战对手从苏联移向中国、俄国和整个第三世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苏冷战,在历史上并不是“冷战”的特例。实际上,19世纪初拿破仑失败后维也纳体系建立不久,就出现过从1815年到1907年的英俄间的从西欧、经克里米亚半岛,再到中亚阿富汗的近百年的冷战。此间,除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国际性战争。鉴于德国崛起,1907年英俄间的冷战通过《英俄协定》而暂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以制约战败国为目标的凡尔赛体系,与此同时,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随着苏联的出现及其在以重工业和电气化为前锋的工业化中崛起,西方与苏联之间再次出现“冷战”。为了消灭苏联工农政权,英国、法国、意大利乃至美国都不惜以牺牲凡尔赛体系的代价怂恿德国、日本等再次武装——这其实是19世纪英俄冷战的继续。结果在距上次世界大战结束仅21年即1939年,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后,在苏、美、英、法、中等主要战胜国之间合作和谅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防止德、日、意法西斯东山再起为目标的雅尔塔体系。与维也纳体系未稳便出现英国与俄国的“冷战”、凡尔赛体系未稳便发生了西方与苏联的“冷战”的情况类似,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尚未稳定,美国与苏联之间便开始了冷战。从1946年3月5日丘吉尔以“和平砥柱”为题的富尔敦演说,[16]到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冷战时间持续长达近50年。美苏冷战,尽管规模巨大,但大体没有突破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框架。

有趣的是,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为了推动对苏冷战,曾无知地“要求国会通过决议,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达成的秘密协定(指雅尔塔协定)”。结果遭到英国和西德的反对,迫使美国政府在2月6日政府和国会公布的决议案“并未谴责雅尔塔协定本身”,即使这样,该决议案也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17]

无独有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试图结束冷战:首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1986),[18]接着,在西方不同意对等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件下,率先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1991年)。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体,在主动结束冷战的同时,也率先放弃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权利和义务:同意东西德统一(1990年);从德国、东欧、蒙古等国撤回驻军;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签署《日苏联合声明》,以至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互有妥协”;[19]同年8月至9月,苏联政府默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联享有的雅尔塔欧洲权力及其相应的义务,才有了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的动摇乃至最终解体。另一方面,1999年“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将西方力量插入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即巴尔干半岛,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同年加入北约,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出现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正式结束。

但是,戈尔巴乔夫带领苏联为结束冷战而从事的殉难并没有感动西方。从戈尔巴乔夫本意上说,他想结束的是苏联和西方的冷战而非雅尔塔体系,由于他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念,结果他在泼出洗澡水的同时,也将洗澡的婴儿泼了出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雅尔塔欧洲格局结束了,可他最想结束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却以极不对称的形式再现于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之中。

欧洲的雅尔塔体系解体的同时,苏联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的东欧利益连同苏联本身也灰飞烟灭。现在的问题是,难道我们也要步戈尔巴乔夫的后尘,在远东率先放弃我们流血换来的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利益并由此引起现存的远东法理体系解体吗?当然不能。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实际表现告诉我们:日本再次导演“大东亚”的剧幕已经开始并一定要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全剧首幕场景就是钓鱼岛,因为由此可以直切日本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

我们只要打开地图,就会看到,钓鱼岛是日本所谓“周边事态”[20]所涉区域诸环节中的关键环节,更是从日本列岛与对日本地缘政治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台湾岛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最近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就是因为中国开采油气的地点接近钓鱼岛。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这里的“资源”,指的不是一般人类生活资源,而是人类生活的短缺资源。我们同时还知道,国家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或“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21],事实上国家还是一个汲取资源的生命体。因此资源的走向便是国家地缘政治的走向。日本是经济发达而资源奇缺的国家,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其制造业和市场的相当部分分布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而日本却对从日本到南中国海这条决定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线路无任何实际控制力。这就刺激了日本右翼再次寻求南向,尤其是军事南向扩张的冲动。[22]日本前几年提出的“周边事态”的范围主要指向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一带,这大体上也就是19世纪日本明治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朝对华侵略战争前后的地域范围。而“周边事态”所涉范围推展的逻辑结果就必然是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其间,中国台湾位处核心地带,而钓鱼岛[23]则被日本视为控制台湾的前沿基地。同理,控制了这些岛屿,也就扼住了日本扩张野心的关键: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计划反攻“太平洋的四条进军目标全部是中国台湾”。[24]

台湾及周边岛屿,既是亚太大国博弈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关键地带,同时也是日本攫取非法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命门”地带。

我们不妨再看看地图,从日本列岛到台湾诸岛,就像一条从东海游向南中国海的大鳄,鳄尾是俄国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即择捉、色丹、国后、齿舞岛,鳄身是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主要岛屿,鳄颈则是琉球群岛,鳄首是台湾,而钓鱼岛则是颈椎部分。如果失去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就失去了对其地缘政治最有关键意义的台湾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就失去了强升为亚洲政治大国的第一道,也是最基本的门坎。从中国方面看,钓鱼岛主权一旦实际控制在大陆手中,“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的政治“联盟”的“七寸”就被打断,而中国大陆对台岛内“台独”势力的外围控制就完成了关键部署。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是对其“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逼的战略试探行为。事实上,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中间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日本战略棋盘上是随战略需求随时可以移动的。而“民间”的概念在日本右翼眼中也是一个不便直接表达的“政治”概念。我们知道,19世纪明治初年,日本开始提出的“耀国威于海外”[25]的方针的实施,实际上就是从19世纪70至90年代的入侵和占领台湾开始的[26],而20世纪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最早也是以“民间”人士即“浪人”为开路先锋的。因此,在东亚问题上,我们不要让日本的所谓“民间”的概念迷惑了我们的战略意识。

有人说,日本早晚也要成为政治大国。

这话不明不白。什么是大国?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27],二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日本不仅对其战争罪行百般抵赖[28],而且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29],这说明日本有力量而无仁义,无仁,则不能成为大国。其次,大国不仅要有相应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要有与其国力相应的并被国际法确认或世界主要国家默认的地缘政治空间。目前日本缺少的不是力量和财富而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接受,至少也应是某种程度的默认。[30]在上世纪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了东亚大多数国家,并在朝鲜、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扶持傀儡政权。围绕日本本土,日本几乎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纳入其外围安全空间。但这些地缘政治“成果”,在战后由美、苏、中三国力量构成的雅尔塔远东格局中已荡然无存:日本将在甲午战争后占据的台湾岛的主权归还中国,朝鲜独立[31],日本南方冲绳岛和北方四岛,分别为美国和苏联占领。[32]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动及确认这种变动的相关文件,形成了保障亚太地区战后50多年和平的远东雅尔塔法律体系。这个体系通过美、苏、中三大国从北向南即从日本北方四岛、南方冲绳岛和中国台湾岛的层层钳制,断绝了日本重新武装的可能。而没有重新武装和由此再造的与日本财力相适应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必然走向大国的判断,[33]确实就是没有前提的判断,而抽掉上述前提谈日本崛起,则无异于空话。[34]

责任编辑:潘攀校对:马中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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