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差别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主因

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力从边际产品价值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至边际产品价值较高的非农业部门，不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而且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还是经济结构演化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持续地大规模转移，是我国经济高速平稳增长的强大动力和现实保障。

对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现象，刘易斯从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给出了经典诠释。受其影响，“城乡工资差别是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在我国学界大为流行。然而，仅仅选择从城乡工资差别这单一因素来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有片面性，引致转移的实际因素是多元和多维度的。

消费升级、技术进步、要素价格扭曲与可替代性

其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助于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影响的途径主要是家庭维持生存所需最低食物消费的结构变动，这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从事农业生产能够因此获得较高收入，则农民将更多地购买和消费较高档次的非农业产品和服务，降低维持生存性食物消费的支出比重，或减少家庭自身提供的非农业产品（如家务）。这将带动非农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劳动力投入，从而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近年来，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工资收入水平都在快速上升。与此同时，农民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食物消费和家庭内部自我提供的非农业产品消费都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将会促进农业劳动力持续不断地流向非农业部门。

其二，技术进步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其影响途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劳动力推动效应。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释放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从而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二是劳动力拉动效应。非农业部门的产业技术革新会形成新的产业部门，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非农业部门。

其三，要素价格扭曲与可替代性会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当非农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相对资本租金价格（两者之比）提高时，将会引起非农业部门中出现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所谓“资本租金”，是指部门或企业向家庭租借资本时的支出。如果非农业部门的资本租金价格提高，劳动就会相对便宜，则企业会选择用劳动来替代资本。劳动对资本的替代过程直到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与资本租金价格相等时才停止。在总劳动供应量给定的情况下，上述过程会使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上升，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下降。因此，部门间资本租金扭曲将会对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一转移过程直到两个部门的资本租金价格完全相等时才停止。当然，正如刘易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所说，由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低于非农业部门，则预期收入的增加也会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持续转移。

来自两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证据

对两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仅仅考虑单一因素，当居民消费结构升级50%时，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会下降12.83个百分点；当农业部门技术进步提高5%时，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会下降1.08个百分点；当非农业部门技术进步提高20%时，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将下降0.55个百分点；当城乡工资差距从零增加到0.9倍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将下降5.34个百分点；当非农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资本租金扭曲从零增加到0.5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将下降10.49个百分点。不难发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部门技术进步、城乡工资差距、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间的资本租金扭曲，都会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如果从多种因素叠加的角度来看，当上述几种因素叠加且都变化10%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最大，为4.63%；其次是部门间资本租金扭曲（为2.68%）与部门技术进步（为2.34%），部门间工资扭曲的影响程度最弱，只有0.84%。前三种因素的影响程度都非常显著，表明促成我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主导原因是多因素叠加的，是复合型的。这表明，刘易斯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解释是有限的。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