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自律准则的传统文化解读

■党员廉洁自律规范生动反映了“廉洁”的界线、底线、防线与高线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继承发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训

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专门就近日修订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他指出:“立规修规既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适应管党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实现与时俱进。”那么，《准则》是否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呢？答案是肯定的。从名称到正文，从写法到内容，都佐证了这一点。 

《准则》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此次修订，内容从3600余字精简至281字，幅度之大颇为罕见。从传统文化来看，如此大幅修订有其道理。 

在《准则》名称中去掉“党员领导干部”，将其适用对象扩大到全体党员，既是全面从严治党、实现管党治党全覆盖的需要，也吻合“守护廉洁，人人有份”的传统文化。“廉耻事大，生死事小。”在我国，“廉”字源远流长，备受尊崇，应用广泛:“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就国家而言;“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是就官员而言;“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是就百姓而言。可见，在传统文化中，“廉”是官民共享的价值。“守护廉洁，人人有份”体现到党内就是全体党员人人有份，也就是王岐山所说的“廉洁是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 

此外，《准则》篇幅剧减，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化繁为简、突出重点、针对时弊”要求的落实，也与《准则》在名称中将“廉洁从政”改为“廉洁自律”，按照自律的要求重写正文内容有关。庄子曾说:“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自律主要靠自觉，靠长期的自我修养，而不是外在的强制，廉洁自律尤其如此。原《准则》重“负面禁止”、轻“正面倡导”，洋洋洒洒规定了“8个禁止”“52个不准”，难以记住与践行。新《准则》立足自律，变“不准”为“自觉”，只提出正面要求，不作禁止性规定，汲取了自律的文化精髓，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便于广大党员将之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准则》前四条是党员廉洁自律规范，要求党员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表面看来，这四条规范比较抽象，但从传统廉洁文化来看，上述四条实实在在，无一不是对“廉”的具体化。

四条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分别反映了“廉”的四条“线”，印证了《准则》的传统文化底蕴。 

就第一条而言，它倡导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反映了廉洁的界线。政治学界通常从以(公)权谋私(利)的角度鉴定腐败。古人云:“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公生明，廉生威。”廉与公密不可分，衡量廉洁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公私关系是廉洁的分界线，公私不分是廉洁大忌，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是典型的不廉洁。党章把“克己奉公”作为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廉洁自律准则的第一条与党章的上述规定相一致。 

就第二条而言，它倡导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反映了廉洁的底线。“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污日洁。”“廉者不求非其有。”由此不难理解，人们通常从贪污受贿的角度界定腐败，从不腐败的角度界定廉洁。其实，不腐败只是廉洁的底线，而不是廉洁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