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经济转型再平衡要“过三关”（2）

然而，严重过剩产能“退出难”也超出预期，原因大体有几条。一是减产能将会降低工业增速，在稳增长压力很大的情况下，难以落实。稳增长不能减产能，稳效益则要求减产能，由此可见在这里稳增长与稳效益是有矛盾的。二是有关地区都希望别人减自己不减，等减产能到位后坐收渔利，从而陷入“囚徒困境”。三是减产能后的职工就业、银行债务等问题处理难度很大，缺少配套政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地区采取了等、熬、拖的办法。比如，煤炭行业80%企业亏损，不少煤炭企业产品出厂价只相当于生产成本的一半，亏损生产，靠银行贷款支撑。这种局面显然不可持续。企业长期亏损，财政减收、债务违约、就业困难等问题不可避免，相关地区乃至经济全局可能出现更为困难的局面。

目前，相对于扩需求，减产能没有引起足够关注，更缺少有效办法。在现有体制和政策环境下，仅靠市场力量优胜劣汰难以奏效。必须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拿出符合实际、管用可行的解决办法。在调研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可以采取定配额、可交易、增社保、减债务的严重过剩产能退出配套方案。

第三个条件：新动力形成并部分有效对冲原有动力的下降。新动力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新成长产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服务、物流、研发、金融等；与居民消费水平升级相关的服务业，如医疗、文化、体育等产业；制造业中的新技术产业，如大飞机制造等。二是产业转型升级，机器替代人工、绿色发展等。三是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如网购等互联网+所带动的有关行业。以上分类是相对的，往往相互交叉、相关融合。

新动力有如下值得关注的特点。第一，对冲力有限。尽管还有新产业涌现，但像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将经济推向高速增长的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找不到了。在数量上对冲已有产业下降的能力有限。第二，新要素组合。新增长领域基本上是以提高要素生产率为特征的，在价值链上说是“上台阶”的。这就要求与以往大不相同的要素组合。第三，替代性增长。这些新领域大都是新增长空间挤压旧增长空间，更多体现了增长方式和质量的改进，同时也会引起利益关系的重组乃至冲突，如网购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放缓以至衰落，部分知名品牌商场关闭；网上打车与传统出租车的冲突；机器人上岗与人的下岗，等等。

在体制和政策上，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主要是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特别是中高级要素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如调动科学家、工程师的积极性，发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有效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推动创新要素的流动、集聚和优化配置，在全国形成若干个类似深圳这样的创新中心；更多地依靠更具前瞻性、进取心和侵略性的前沿创新型企业家而非眼光有限的套利型企业家；更多地依靠具有长期稳定预期、专业化、精致化、耐心与韧劲突出的企业体制和企业文化；减少泡沫和其他非生产性套利的诱惑、干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激励，如借鉴日本经验，长期实行加速折旧政策。

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必须有实质性转变。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变化，是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唯一办法，就是真正相信市场的力量，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中的大量试错，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正确的发展路径。政府应当学会培育环境而非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尤其是不能维护既得利益，制造新的寻租空间。从实际情况看，政府转型在理念、人员、方案上准备不足，虽有进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上述三个新增长领域中，最有活力、令人鼓舞的是互联网及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活动；制造业升级有所进展，但尚不及蔚然成风；新产业发展较多地还是沿用传统模式，内在潜力有待发掘。

在中长期，汇集全球创新要素的创新中心、高效的风险投资机制，尤其世界级的大学教育和研究体系等，将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得以实现并可持续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高投资触底后，将会进入中高速或中速增长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增长能够得以稳定并可持续，还将取决于供给端严重过剩产能能否调整到位。尽管新增长动力对冲能力有限，但将成为带动增长方式转变的主导力量。

从目前情况看，这一轮增长回落的底部有可能出现在2016年的年中左右。任何对未来增长回落到位的预期都带有主观性，更重要的是观察相关指标的变化。如果投资增速趋于稳定，企业利润稳定或有所回升，PPI由降转升，可以大体判断增长底部开始出现。初步测算，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今后几年增长速度需保持在6.5%左右。如果市场推动的增长6%左右，政策刺激提供0.5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将有望实现预定的增长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