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3）

四、拓宽选人视野与渠道，坚持不拘一格选拔任用领导干部

我党历来重视拓宽选人视野与渠道，坚持不拘一格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建党之初就采用选任制，通过选举方式产生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成员。中共中央于1922年要求各基层党组织尽量采用“公推”方式推举一人为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或地方执委会委员，并由执委会随时任免。《中央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1928年）要求，在秘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应由党员选举产生而不能由上级党组织随意指定。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按照民主原则，苏维埃政府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4年）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必须通过选举产生，并强调以产业工人的工厂以及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工人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然而，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主要采取委任制，由上级党组织直接指定、委派、任命所辖下级干部。《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1931年）提出，要反对干部选拔上的“委派主义”，并规定了提拔下层干部的选拔程序。然而，由于当时战争环境严酷与党政干部的匮乏，直到建国前，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主要还是采取上级党组织直接指定、委派干部，或先由下级党组织提出人选、再报上级党组织批准的办法，这是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最常用的干部任用方式，也是相对符合当时严峻形势与复杂环境的一种干部任用制度。此外，聘任制是运用合同形式聘用干部的一种任用制度。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3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与《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明确规定：边区干部的任职方式主要有三种：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议员由广大群众直接选举产生，但在同级政府看来确有必要时，可聘请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有名望、有能力、有资历的人担任。

为适应新生政权建设的需要，我党在干部任用上采取了委任、选任、考任、聘任等多种方式，并对选举产生的领导干部推行了任期制。各级地方党组织设立与政府部门交叉的“对口部”，并设立专职书记与常委，变“党管干部”为直接任免领导干部，确立了相对规范的委任制与任期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党通过多种渠道与方式、不拘一格启用新干部，通过教育与改造国民政府机关公职人员，在各级党政机关留用了40余万人，并从优秀工人与青年知识分子中选拔了30余万名新干部，在短期培训后安排到了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岗位。毛泽东于1949年11月在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中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大量吸收回族等少数民族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各级政府委员会必须配备适当数目的党外人士的指示》（1951年）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中非党人员的比例太少者，上级党委与政府不应予以批准或上报。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国家副主席中，就有3位党外人士；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就有党外人士2人。在政务院所辖的34个部委中，有14名民主党派代表或无党派民主人士出任正职。

改革开放以来，“差额选举”最早启动于人大代表、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后来拓展到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十三大党章明确规定：候选人名单要由党组织与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既可采用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办法进行选举，又可采用差额办法进行预选并产生候选人名单，随后进行正式选举。这样一来，就使“差额选举”的办法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作为对传统领导干部委任制的一个新突破，公开选拔与竞争上岗的方式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前期，并在2002年以正式文件形式将这种做法确定下来，2002年、2014年中央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均明确指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注重能力实绩，突出岗位特点，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平等、竞争、公开的精髓向领导干部选任制度的渗透，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该举措为年轻干部参与公平竞选、及时走上领导岗位开辟了新途径。2000年以来，公开选拔领导干部2万多名，其中地厅级干部千余名。党的十七大以来，通过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领导干部就达23.4万人。总之，拓宽选人视野与渠道，坚持不拘一格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党与国家大局的必然要求，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纯洁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同时，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多方位发现，又需要多样性配置，还需要多方式遴选，更需要多渠道考察，确保真正优秀的人才走上领导岗位，让拓宽选人视野与渠道，不拘一格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风向标，为优秀人才提供规则公平、权力公平、机会公平的竞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