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杭州峰会的三个着力点（2）

中国与G20：2016年杭州峰会展望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峰会上承诺：“作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主办国，中国愿意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发挥更大作用。” 国际社会对于2016年的中国G20峰会抱有很高的期待，有观点认为，“G20未来能否有效运行取决于中国的领导。” 相反，中国学者的观察要冷静得多：“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经验相对不足，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中的活跃度甚至不如印度、巴西等很多发展中国家，因而在G20中的作用仍然具有局限性。”

2016年G20杭州峰会召开的国际背景。2015年是全球发展年，7月亚的斯亚贝巴发展筹资会议、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以及12月巴黎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相继召开。2015年也是世界经济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年，有两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一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实质性变革，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进入机制化轨道；二是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签署，发达国家对于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的规制主导权得到实质性的巩固。无论是发展还是转型，都与G20有关。对G20而言，2015年到2016年也面临转型问题，随着金融危机压力的消退，G20的核心议题和合作重点也需要随之做出调整。

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延续了2014年澳大利亚峰会的增长议程，并将峰会主题确定为包容和强劲的增长（inclusive and robust growth），主题词是3个“I”，即“落实、包容、投资”（implementation, inclusiveness, investment）。G20安塔利亚峰会还特别强调了对于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关切。除了经济议题外，和往年一样，一些突发和意外的安全议题也被纳入G20的讨论范畴，比如叙利亚难民问题、网络安全等。G20越来越庞大的议题范畴和越来越难以落实的改革倡议，使得G20的有效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加之受土耳其大选和首都安卡拉爆炸事件影响，对2015年G20峰会的期望值也随之调低。面对依然低迷的世界经济，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2016年能够呈现有所不同的贡献。

对G20而言，明年最为紧迫的任务依然是如何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呈现较为明显的“三低一高”的特征：低增长、低利率和低通胀，高债务水平。同时，2015年备受关注并且也将持续影响2016年世界经济表现的两个重要因素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前者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和货币流动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中国经济转型所导致的相对低速增长，引发了关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新兴市场国家增长断崖式下跌的讨论，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带来不确定性影响。由此我们也看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需要新的增长动力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议题。G20的前五次峰会主要聚焦金融危机的应对和促进经济复苏，着力点在于强化金融监管、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从第六次法国戛纳峰会开始，增长问题逐渐成为G20的核心议题。在过去7年多的时间里，G20了实现从危机应对向促进经济增长的议题转换，也正在努力从短期应对性机制向长期治理机制转型。就增长议题而言，2014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但是今年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和明年中国杭州峰会是否能够实现持续有效的推进世界经济增长，这一点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2016年G20杭州峰会展望。2016年的G20，中国将会关注哪些议题，中国的可能贡献将体现在哪些领域，已经成为G20最受关注的一个话题。结合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G20杭州峰会的着力点可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创新增长、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发展议程。

第一，促进创新增长。增长议题将是G20未来至少3年的核心议题之一。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提出五年内世界经济增长较预期提速2%。明年的杭州峰会应该着重考虑如何延续今年安塔利亚峰会的努力，继续推进以创新为核心要素的全面增长战略，以及凝聚各国共识形成更加具有执行力的增长行动计划，等等。鉴于G20执行力弱的问题，杭州峰会应尝试敦促成员国提交各自的增长战略计划和具体的增长目标承诺，为实质性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长期稳定就业提供切实的政策方案。

着眼于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G20杭州峰会应该推动成员国共同打造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在具体的政策重点上，应高度关注就业和增长问题，尤其是年青人的就业。增长—就业—发展是三个高度关联的问题，核心是增长，关键是要拉动就业，最终目标是实现发展。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设立了由17个目标组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包含了169个具体目标。G20成员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在落实2015年后发展目标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高质量的增长对增加就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G20应该就促进青年人的就业拿出实质性的政策方案，为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增长注入长期动力。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面，结合中国的利益关切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2016年杭州峰会要有所聚焦，除了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特别提款权（SDR）的改革外，应努力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有所突破：一是尝试构建大宗商品的稳定机制，二是推进多边贸易投资进程。

大宗商品稳定机制关系到各方利益，也关系到世界经济的整体稳定。新兴市场国家在此轮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遭受巨大影响，尤其是能源出口国。对于中国这样的进口国家虽然能源价格下跌是有利的，但是就中长期而言也难免受到世界经济整体下滑的负面影响。对于世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稳定增长而言，探讨构建维护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机制是对各方都有利的核心议题。G20应该在建设全球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监管有效的全球能源市场方面有所作为，努力实现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和市场的稳定，形成消费国、生产国、过境国平等协商、共同发展的全球合作新格局。

多边贸易投资议程是G20的核心关切之一，尤其是TPP的签署将会给全球多边贸易投资带来怎样的影响，甚至对全球经济增长目标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2016年G20应该在促进多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维护WTO多边贸易谈判主渠道方面有所作为。建议G20应要求WTO提交对TPP的相关影响评估报告，并且向G20进行汇报，推动相关地区性贸易投资协定增加透明度和开放度。G20应密切关注全球新一轮的贸易投资规制对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第三，发展议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关注发展议题是中国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首要的责任。鉴于G20机制的转型，发展议题也有利于其从短期机制向长期经济治理机制转型。此外，对于发展议题的关注因其链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也有利于增强G20机制的合法性。2010年韩国首尔G20峰会发布了《跨年发展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就促进发展提出了9个方面内容：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开发、私人部门投资和创造就业、粮食安全、弹性增长、金融包容性、国内资源动员和知识分享。鉴于发展议程的宽泛内容，2016年的G20发展议题选择应有所聚焦，结合中国目前的关注和优势应着力于两个领域：一是推动成员国就落实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拿出切实行动和早期收获计划；二是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拿出切实的政策方案。

展望2016年G20，中国的最大贡献有可能体现在基础设施领域。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成立了“投资与基础设施工作组”，并在悉尼设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以缓解基建项目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世行、OECD等在项目挑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标准化、融资工具创新等方面也发布了一些技术指南。对杭州峰会而言，应该重点考虑如何把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优势和战略考虑与G20层面和其他多边层面已经在推进的工作相结合，争取推动成员国就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达成共识并推出共同行动计划。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在G20杭州峰会上解决中国新倡议和参与的两个新的银行AIIB、NDB与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系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明确其功能定位和治理标准等备受关注的问题。

必须看到，尽管发展议程非常重要，但是并不如金融危机那样来得紧迫，而且目前G20发展议题也过于宽泛，因此在落实发展议程上G20一直缺乏行动力。G20成员国包括了传统的西方援助大国，也包含了新兴援助国，在推动南北发展合作、南南发展合作方面具有加强政策对话和有效沟通的有利条件。面对碎片化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G20应该有所作为。为了达到此目的，G20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推进内部协调机制改革。目前发展议程的讨论归协调人渠道，但是落实却主要要靠财金渠道，因此如何建立各部门政策的协调性成为落实的核心问题。G20发展工作组应该就改革当前的对话和决策机制拿出方案，实现协调人会议和财金领导人会议的对接。同时，发展工作组也应该考虑如何与G20其他工作组对接，比如宏观经济协调框架、能源可持续、投资与基础设施、就业、反腐等工作组以及气候融资研究小组。唯其如此，才能有效推进G20发展议程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