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害己的意识形态战争还能走多远?(2)

害人害己的意识形态战争还能走多远?(2)

关于“血洗巴黎”的另一种反思

“价值战”让美国迷失了划分敌友的尺度

美国在“伊斯兰国”上的三心二意,是因为有俄罗斯所支持的战略对手即阿萨德政权的存在。这就是说,美国对恐怖主义陷入了“价值战”所带来的悖论。如前,美国观念上的敌人是多元化的,恐怖主义和“独裁者”阿萨德政权都是其敌人,但因为阿萨德总统背后是俄罗斯,俄罗斯是美国战略上的最大敌人,因此便口口声声称推翻阿萨德政权是第一位的。即便巴黎被血洗之后依然如此,这让地球人感到愕然,感到不可理喻,美国还是一个正常国家吗?这正是“伊斯兰国”的机会之窗,美国的暧昧让他们得以壮大。

美国对待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也直接体现在对待恐怖组织“世维会”上。中国人是很善良的,巴黎被血洗,上海亮起“东方明珠塔”以示纪念;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国政府立即给予谴责。但是,当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深受暴恐之害,从乌鲁木齐 7·15 大屠杀,再到昆明广场血腥暴恐事件,背后都有“世维会”的背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都不直接承认这些是恐怖事件,把中国人民的感情伤个透。原因何在?美国只不过是在利用中国政治上的敌人而反对中国而已,奉行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一低级法则。美国这样制约中国不但是因为中国崛起而导致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更因为两个国家在立国价值原则上的对立性。一个是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一个是人民民主。再次强调,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就是资本民主。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不受资本权力主宰的最大一块阵地,如果中国的人民民主败给了资本民主,世界政治就彻底资本主义化了,也就是说美国会一劳永逸地支配世界。口口声声欢呼自由民主的读书人最终也只能在资本权力的宰制下混得一口稀饭,最后必然因不满而反对资本民主。这样的故事曾经发生过,苏联知识分子曾是解构苏共合法性的急先锋,结果不堪忍受叶利钦时期资本民主的统治转身就呼唤“王者归来”,要秩序而不再要资本民主。

世界政治的本质依然是划分敌友,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乃政治的首要问题。在冷战之前,划分敌友的标准是很清楚的,比如传统安全意义上的领土安全,因此才有美国与苏联的结盟而打败法西斯。传统安全多是物质性的,标准简单而且具有透明性并有可预见性,敌友好分,联盟政策容易形成。即使在“冷战”时期的“价值战”中,由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彼此双方只有一个敌人。但是,今天美国“价值战”的敌人则是多元化的,难以划分敌友,联盟政策就难上加难,不确定性就陡然加剧。因为价值观不但有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有混杂在其间的最古老的宗教教义、民族主义乃至现代政治必不可少的民粹主义,更有各自的难以改变的根植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形态。这样,奉行“历史终结论”即自由民主一统天下的“价值战”,遭遇的不但有其老对手即社会主义,更有新对手即宗教和民族情感混合在一起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可融通性,比如都讲自由、平等和民主,只不过一个是个体主义的,一个是整体主义的;而自由主义的背后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民族主义背后就是伊斯兰文明,这两种宗教之间的分野远比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大。结果,当自由民主的大旗插到中东大地上时,带来的不是安宁祥和,而是失序、动荡、反美反西方。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董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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