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中的中国与互联互通的人类学

近年来，中国人类学日益显露出其独具特色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一种富含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文本写作。这显然是与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紧密联系的。

虽然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人类学主要以介绍并引入西方人类学为其核心目标，但到了21世纪，我们开始重新发现自己的人类学传统，且这一传统从一开始便极为自觉地与中国意识的主体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开始重新研究并发掘中国人类学既有传统，重新注意到费孝通等学者的著作中对于今日人类学的启发，新一代的人类学学者们极为自觉地在把这些人物重新放回到他们应有的学科位置上去。很显然，此时我们不再是凭借一种“遥远的目光”去单纯地敬仰西方的人类学，而是开始以一种“近距离的聚焦”去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类学传统和发现。中国人类学学者大概都不会否认这样一种努力，那就是在人类学传统的断裂之处找寻到一种可以重新联结的机会。确实这些机会曾经是有过的，但却因为各种因素使得我们与其失之交臂。直到今天，我们还需要重谈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重谈人类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很显然，这样的知识生存的背景说明，一方面人类学在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日益狭窄的专门化上所起的作用被人们所忽视;而另一方面，人类学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体质人类学或考古学的片面形象未曾从文化与社会的人类学意义上与其他学科产生交汇发展，未曾向其他学科推广自己真正对人及其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种种独特的主张和认识，固守于一个自认为是封闭起来的田野之中而孤芳自赏，自陷于囹圄之中。

但是，2015年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在这方面显然大有改观，人类学研究者各自在寻找切入点，尝试运用田野研究的方法推动人类学进入到其他的人类活动覆盖的诸多领域之中去，包括经济、法律、政治、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甚至科学学科本身。所有这些都借助互联网技术，使人类学重新找寻到了可以表达自我的新平台。各种形式的、极为零散但却生动活泼的微信民族志写作，表现出差异性文化的表达。人们不仅通过对人类学家撰写的民族志的阅读了解人类学，而且更多通过某一朋友圈人类学学者的微信公众号中图文并茂且短小精悍的民族志文本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人类学观念和方法的熏陶。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自身也在面临着一种全新的“写文化”模式的改变。瞬间的、在田野之中富含体验性的灵感或对于生活与文化的洞见，成为分处不同区域或地方的人类学学者之间彼此分享的、真实的虚拟现实。人类学因为这种智能手机技术的普及而变得更具有大众意义上的感染力，其所积累和创造出来的知识因此得到迅速传播。

与此同时，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也得到超乎所有时代的拓展。中国海外人类学的研究从悄无声息转变成为大家渐聚渐众的努力方向。曾经由费孝通最先提出的“藏彝走廊”的概念不仅得到扩展，而且延伸出在中国人类学中独具特色的“民族走廊学”关怀。当人们在试图用“路学”的概念去拓展民族走廊学研究时，“一带一路”的国家举措又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战略性引导方向，人类学学者因此找寻到了一个新的关联性，即人类学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关联。这种超越地方性民族志关怀的体现新的宏观文明的“路学”研究，必然会给中国人类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强力支持。这种支持引导着人类学从新的视角看待自己以及整个世界，中国人类学因此真正走进了世界之中。也许这种努力才刚刚开始，但却很快显露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2015年年会、海外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2015年年会以及第十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等都聚焦在“一带一路”这一主题，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一些全新的探讨。

此外，随着现代世界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人类学的视角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公共领域中。伴随着人口大量而频繁的跨国跨界流动，人类学也越来越关注移民问题。随着世界性风险和灾难的增加，人类学也越来越关注那些承受各种灾难的人群，研究他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灾难并有怎样的文化表达。随着食品越来越多地受到工业化、生物转基因技术以及各种环境污染的影响，人类学研究进入到了食品安全领域。不同于一般食品安全的技术性理解，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和剖析食品问题。贫困与发展是人类学一直关注的研究领域，新形势下的扶贫开发与脱贫成为了人类学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另外，包括乡村艺术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旅游以及古村落的文化保护等都越来越多地进入人类学学者的研究视野。

很显然，在今日世界之中，人类学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差异的沟通性在互联网发达的时代里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所有的文化差异，不论你是否喜欢，都不可能通过武力的方式而加以消灭掉，它需要有最为基础性的文化理解，借助一种纽带性的柔性的力量在其文化断裂之处做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弥合。这既是人类学家的新使命，同时也必然是未来所有国际性争端解决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