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的宣太后时代（3）

“义渠戎”问题

秦文化深受西戎文化影响，东方国家长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秦人因为突出的进取精神和英雄主义，被东方人看作“虎狼之国”（《史记·苏秦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孟尝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但正是这种文化特征，成为秦得以通过战争手段和军事方式实现统一的重要因素。

《史记·匈奴列传》说，“义渠”为“西戎八国”之一，在“岐、梁山、泾、漆之北”。据《史记·六国年表》，秦厉共公六年（前471）“义渠来赂”。秦躁公十三年（前430），“义渠伐秦，侵之渭阳。”秦与义渠之间，实力强弱与攻守关系有反复变化。秦惠文王时，秦与义渠的关系因秦国力的上升出现新的形势。秦惠文王七年（前331），“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义渠君为臣。”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20），“王北游戎地，至河上。”秦惠文王通过义渠控制的地方北至“河上”。这正是芈八子为“惠王之妃”（《史记·穰侯列传》司马贞《索隐》）时。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年），“侵义渠，得二十五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秦占有了今陇东、陕北和宁夏大部地方，直接与草原胡族接境。

当时，范雎见秦昭襄王，“昭王至，闻其与宦者争言，遂延迎，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的这段文字，说明“义渠之事”是当时军国公务中最“急”的大事。秦昭襄王虽参与处置，但是需频繁请示太后。宣太后无疑是处理义渠问题的最高决策者。“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这一决定秦西北方向战略形势的军事行为，由宣太后主持策划和指挥。

宣太后以“起兵伐残”的方式解决了义渠问题，即大致控制了西北方面。从魏国得到的西河、上郡以及此次平定的陇西、北地，成为秦稳定的后方。秦军东进因此不再有后顾之忧。正如《后汉书·西羌传》所说：“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秦惠文王时代兼并巴蜀，宣太后作为“惠王之妃”，应当亲历了这一成功的战略决策的形成。此后，“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史记·张仪列传》）而对于秦的北方和西北方的进取，宣太后的成功，其意义可能并不逊于她的夫君对巴蜀的兼并。宣太后实现对上郡、北地的控制，创造了使秦国上层执政集团可以跨多纬度空间控制，实现对游牧区、农牧并作区、粟作区、麦作区以及稻作区兼行管理的条件。这是后来对统一王朝不同生态区和经济区实施全面行政领导的前期演习。当时的东方六国，没有一个国家具备从事这种政治实践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