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发展正面临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2）

6、农村互联网发展迟缓，突破急需政策大招！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45.23%。2015年年底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28.4%，规模1.95亿，较2014年底增加 1694万人，增幅为9.5%；城镇网民占比71.6%，规模为4.93亿，较2014年底增加 2257万人，增幅为4.8%。农村网民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增加，规模增长速度是城镇的2倍，反映出2015年农村互联网进展略有成效，但是依然微不足道。而且，最近几年，农村群体正在成为网络犯罪的最大受害者，无论是电信诈骗、网络非法集资和网络传销等各种网络犯罪，都将目标瞄准辨识能力、信息获取能力较差和维权能力弱的农村地区，成为鱼肉的对象。国家政策上如果没有非常规的大招，农村互联网不但发展迟缓，而且对于农民的利益损害将进一步加剧，形成恶性循环。

7、未上网群体上网意愿之低触目惊心。问题的严峻性还不是现状，而是未来。数字鸿沟另一侧与我们隔沟相望的另一半群体处于严重的冰冻期。2015年新增网民群体中，低龄（19 岁以下）、学生群体两大最具有学习能力的群体占比分别为46.1%、46.4%，其他群体基本纹丝不动。对我而言，本次CNNIC报告最让我触动的还是未上网群体的意向调查结果。因为其他大多数数据都在意料之中，而未上网群体的有些数据却出人意料，甚至触目惊心。调查显示，非网民不上网的原因主要是不懂电脑/网络，比例为60.0%，其次为年龄太大/太小，占比为30.8%，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的比例为9.4%，较2014年底有所下降。更关键的是，非网民中只有11.8%的人表示未来肯定上网或可能上网，而有高达72.9%的人表示未来肯定不上网或可能不上网，上网意愿之低一方面说明我们当下的互联网应用还没有触及中国另一半人口的需求痛点。上网意愿、网络知识技能水平和区域信息化发展水平成为影响非网民上网的三座大山。

8、农村互联网破冰应该电视优先，仅靠智能手机是不够的，亟待广电政策突破。截至2014年12月，农村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最高，为81.9%，农村手机网民规模为1.46亿，比2013年减少了321万，下滑了2.1%。这个结果很令人诧异。很多人都会想当然认为，智能手机可能是中国农村互联网的突破点。但是，事实上，当年深入农村就会发现，一方面智能手机的使用技能需要可能比电脑要低，但是，依然不低。智能手机最大的几个特点，比如触摸屏方式和应用商店模式。对于农村用户无疑是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智能手机需要结合运营商的手机套餐，对于农村用户来说，考虑到经济性以及实用价值，也成为极大的门槛。而农村群体最常用的科技产品还是电视，最熟练的科技产品的操作技能还是基于电视遥控器。所以，农村互联网要有突破，电视作为互联网终端有着战略性的位置。但是，只要广电坚持一贯的封闭政策，不能让足够的市场力量进入，构建足够的创新活力，电视机在农村依然只能眼睁睁在互联网浪潮中继续担当旁观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电政策不突破，不但直接影响中国农村互联网市场的发展，今后更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互联网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9、手机支付成为最亮爆发点，也成为互联网巨头兵家必争之地。最近两次春节刷屏的微信红包，更是成为全民性热潮。所以，本次报告显示，手机网上支付增长最为迅速，成为所有互联网应用中最大的赢家。截至2015年12月，手机网上支付用户规模达到3.58亿，增长率高达64.5%，网民使用手机网上支付的比例由2014年底的39.0%提升至57.7%。手机支付的高速发展也成为互联网+深入人们社会生活和工作、深入各行各业的重要衡量指标。

10、腾讯是互联网企业的最大赢家，另一个维度说，腾讯也是互联网发展最大的推手。所谓贡献大，收获也大，挺公平。中国网民使命率中即时通信以90.7%一马当先，领先于搜索引擎的82.3%和网络新闻的82.0%。而手机互联网更是因为微信而优势明显。手机即时通信使用率89.9%，大大超过第二的手机网络新闻的77.7%以及第三的手机搜索的77.1%。这几年，微信应用几乎一骑绝尘，用马化腾自己的话说，目前中国手机用户使用手机的时间大概有60%是在看微信。相信国内很多新增网民是为了使用微信而上网，而使用智能手机。所以，当下微信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第一驱动力。当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在BAT三强之中，未来几年只有腾讯一家的变现能力以及年收入的增长可以非常稳当和从容，继续享受网民使用微信的红利。而百度和阿里巴巴要保持过去30%以上年收入增长率将会越来越吃力。

上述10点，很好地说明了当下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成就，当然也深刻说明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正面临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忧比喜多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当下非常热闹而火爆的“互联网+”热潮，社会主要的聚焦点，国家政策的核心关注点，以及政策资源的投入点，并没有真正汇聚在中国互联网面临的真正问题之上，而是漂浮在表面的浮躁和喧嚣之中，并没有真正落在主战场上。这种偏离，就是我们将共同付出的代价，以及未来更严峻的挑战。

（本文分析的数据主要来自于ITU与CNNIC正式报告，ITU目前只有2015年综合数据，还没有2015年度国别数据，所以国别数据主要使用2014年数据。另外本文部分分析内容与《21世纪经济报道》专栏文章有重合，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