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供给侧改革”（2）

二、中国为何此时要转向供给侧

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亟需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更加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合新型工业化、合理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在“十三五”这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决胜阶段，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举措，需要大量供给端的支持。考虑到新常态下对应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了有效促进这一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科技创新又需要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打开其空间——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支撑全面改革，包括垫付必要的转轨成本。另外在区域协调发展、国防建设等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投入可观的供给端要素。所以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的基础上，应该坚持适当扩张需求的同时很清晰地在供给侧发力，有所区别地对于“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确实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压力。但我们只有特别注意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才能在防范通缩的同时打造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升级版。所以，就必须更多地对供给侧结构问题加以强调和优化。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追求“追赶—赶超”、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过去我们更多依靠“后发优势”，现在必须努力转为更多地争取供给侧发力的“先发优势”，这样一个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结合，特别把理性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中长期中国经济升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