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供给侧改革如何摆脱“粮食依赖症”？

对饥饿的恐惧，深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之中。

“粮食安全”被中国提到无以复加的重要地步。

除少数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在中国人的整体食物结构中，“主食”和“副食”的概念已经反转。原来的“主食”，已经变为“副食”，而原来的所谓“副食”，已经成为真正的主食。

“粮食安全”概念对我国农业政策产生误导

由于翻译和“饥饿基因”因素的影响，国际上通用的“食物安全”的概念在我国长期被“粮食安全”一词所替代。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联合国粮农组织”，按照字义这个组织应当翻译成“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在中文中“粮食”和“食物”是两个内涵和外延不同的词汇。“粮食”按照中国现行统计口径指谷物、豆类和薯类三大类作物。而食物的外延要大的多，是指所有能为人类食用并提供营养的植物和动物产品，通常分为1、谷物类；2、块根和块茎作物类；3、豆类；4、油籽、油果和油仁作物；5、蔬菜和瓜类；6、糖料作物；7、水果、浆果；8、家畜禽、水产等八大类。

从远古以来，人体能量和营养的来源都是多元的，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可以从各种食物中获得，而依靠粮食作为主要能量和营养来源只存在于部分人群的部分阶段。从世界范围来看，只有东亚地区近2000年来以粮食作为主要食物，粮食从来不是世界上大部分种族最重要的能量和营养来源。畜牧和水产在大部分国家的食物结构里扮演着比粮食更重要的角色。

按照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大会对“食物安全”（FOOD SAFETY）的定义，食物安全是指所有的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够买得到和买得起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活跃、健康的生活所需的饮食需求和消费偏好。

食物安全指数：充足性和稳定性、营养和健康状况、谷物产量、分派能力、人均GDP、社会冲突、政府效率、极端天气、农作物品质。

而在中国，“食物安全”被翻译成“粮食安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农业政策产生了误导。导致决策部门过度地重视谷物、豆类和薯类等粮食作物的生产，而轻视了粮食之外的更多品类的食物生产。这也和联合国呼吁的保障“食物安全”的理念完全不同。

据统计，中国城市人均口粮已经从1978年的160千克下降到2010年的70千克。高收入人群的粮食消费占比更低，肉食和奶制品已经在他们的营养结构中占据更大的比例。从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历来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结构也不断变化，肉蛋奶的比例远超粮食消费。

做为一种低水平的保障，“粮食安全”的概念已经远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将对国家整体的农业政策和土地政策产生误导。在粮食早已不再成为人们能量和营养最主要来源的今天，迫切地需要相关部门能够与时俱进，用国际通行的“食物安全”的概念，取代低水平的“粮食安全”概念。

在强调“粮食安全”而不是“食物安全”的农业政策引导下，在世界耕地面积排在美国、印度之后的中国，粮食产量却排在第一位，几乎相当于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和排在第三位的印度之和。在单纯的“粮食安全”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对耕地已经近乎掠夺式地使用，作物化肥和农药使用超标，耕地几乎从来没有休耕的机会。

在内蒙古西部的河套平原，黄河水通过清朝修造的渠道，大水漫灌麦田，农民用成袋的化肥催生麦苗茁壮成长、用除草剂消灭杂草、用农药消灭害虫；在内蒙古东部赤峰的阿鲁科尔沁旗，用节水喷灌改造后的荒漠化草原种植优良乳牛饲草紫花苜蓿，蛋白质含量高达15%以上，每亩地提供的产值和营养远高于河套平原的小麦。这两种农业发展模式哪个该补贴、哪个更该被支持呢？

在湖南丘陵地带，每家每户在汉朝就存在、被分割成细碎小块的水田里耕种自家承包的几亩稻田，为了高产同样离不开大量的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而在深圳郊区盐碱滩涂荒地上，中集集团将报废的集装箱改造成养鱼池，在严格温控、投料、防疫的管理之下，每亩产出的蛋白质高出稻田数倍。这两种农业发展模式哪个该补贴、哪个更该被支持呢？

在大额补贴下形成的粮食连年增产的同时，造成的是其他食物生产的资源被大量挤压。以畜牧行业为例，奶牛饲草土地很少，导致远远供不应求，价格大涨，作为国民最重要蛋白质来源之一的牛奶生产成本不断提升。这是从国内来看的，再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国市场消费水平和原奶的价格水平已经形成倒挂。2014年国内原奶平均价格为3.79元/公斤，而新西兰等国家进口的原奶价格仅为2.6元/公斤。我国原奶的收购价格已经排名世界第四，远高于美国，更高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

2014年，中国人均饮奶量为14升，相比十年前增长了近3倍，但即使这样，我国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仍然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2、世界平均水平的1/3、发达国家的1/10。从发展的角度看，即使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种植牧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