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2）

口令——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说起来很容易。苏联也曾有人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操着可笑的口吻一直嚷嚷着：“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直至完全摧毁了国家经济，搞垮了执政党，葬送了强大的国家，他本人也丢掉了权力，开始给汉堡包做广告。中国非常看重这一“反面教材”，从中吸取教训，反其道而为之。

1989年，一些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部下建议效仿苏联模式，将政治改革这架“大车”置于经济这匹“马”前，邓小平对此予以否定。他不允许其他人破坏自己最重要的“发明”，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时，这一“发明”已保障了中国10年的迅猛发展。它一方面凭借市场的力量，扶持起“关键的大多数（中小经济主体）”；另一方面依靠国有经济成分，发挥其巨大潜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反应堆”中的链式反应非常迅猛，党通过发挥管理和调控职能，使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也不时在党代会和全会的决议中通过一些管理决定，对体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调整。

在2012年11月当选中共总书记之后，习近平以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毅然决定重新调整“中国经济”这座核电站的计量设备。他亲自主抓核反应堆的大修工作。

当前，反应堆所装燃料主要由以下要素构成：国有工业巨头、垄断金融行业、大型企业对GDP的贡献率约占一半，私营企业占1/4，剩余份额为中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仅国资委控制下的超大型企业和银行就有120余家。在《财富》杂志排行榜上，中国有43家企业入围世界公司500强，3家企业进入前10名：中石化高居第四，中石油居第五，国家电网居第七。国有企业贡献了中国GDP的40%~50%，但是他们2012年的纯利润却只有6%，如果刨除10家最盈利的企业以及政府补贴的话，那么这一指标将会降到2.6%。几十万家国有企业规模更小、管理更差、盈利更少。

尽管有大量国库预算资金投入，有优惠税收政策，还有其他一些刺激措施，国有企业的效率仍然持续降低。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北京决定通过大规模投资来刺激经济，这些资金首先被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高速公路、铁路、新机场和其他一些项目遍布全中国，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并无实际需求的高楼大厦和空置的住宅楼，即众所周知的“鬼城”。

在国有企业受到过度资助且日益低效的同时，私营经济却展现出奇迹般的活力，尽管它们没有机会获得长期、低息贷款，没有原料和能源补贴，且经受着各种行政和税收压力。让中国经济“重生”，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构想，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决议。

从此市场起决定作用

习近平在全会上是这样阐述主要任务的：“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

中外媒体都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论点，专家们也在专业期刊中对此加以评论。“这指的是从根本上拓展和强化市场规律对经济的作用”，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雅·米·别尔格尔在《远东问题》杂志中这样写道，“‘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是全会决议的核心，也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最重要因素”。

党政机关、地方政府、企业家的态度转变，是其中的“主要环节”。抓住了主要环节，就抓住了“整个链条”。习近平在那次讲话中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

经济和其他社会生活各领域相互交织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中国社会最大、最迫切的问题：社会公平。习近平在全会讲话中多次真诚地提到了这一话题，并引用孔子的话和一些民间俗语。很明显，这位经历过各种考验才走上最高领导岗位的国家领导人已意识到社会公平问题的尖锐性。习近平在援引邓小平“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句话时，不就指的是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可能引发不良后果吗？在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的背景下，“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人民群众“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这位中国共产党核心人物这样强调。

针对党内那些认为经济快速发展必然伴有社会不公的人，习近平在全会上表示，“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