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轶：民法典的立法哲学

编者按

近年来，民法典一直是民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任务，将这一讨论推向高潮。综观这一研究领域，成果显著，争议也很多。例如，应坚持何种立法哲学，才能编纂出一部内容和谐、体系严密、面向未来的民法典？作为民事生活的典范，民法典应如何体现民族历史、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学者们围绕人格权法应否独立成编形成的激烈论争，症结在哪里？等等。本版今天特组织刊发两篇文章，以期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并希望能引发读者的思考与讨论。

民法典的立法哲学，是一个国家社会背景的反映，是一个阶段时代精神的结晶，集中展示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境界，充分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胸怀和眼光。回顾世界立法史，凡是能够引领时代潮流，产生广泛影响的民法典，都有自己的立法哲学。在21世纪编纂的中国民法典，欲成为一部优秀的法典，也必须确立自己的立法哲学。中国民法典的立法哲学，可经由具体的法律条文，通过对人的定位和期待的表达，借助协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国家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展现出来。因为再精妙的思想，也理该“不离日用常行内”；再高明的哲学，也应当“极高明而道中庸”。

一

民法典中的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国家、法人、其他组织等。后者这些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除了服务于自然人的需要外，无其他存在的正当理由，因而在各类“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非自然人莫属。近代以来多部优秀的民法典，无论是信奉理性的自然法思潮，还是服膺康德的理性哲学，都力图将人在精神上从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的遮蔽中解放出来，将人在肉体上从种种封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人格独立、意志自主的人。但昧于民族国家初步形成，资本主义蔚然成型的现实，这些优秀的民法典主要还是致力于如何有效组织资源，使民族国家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自然人当然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的主体。立法者心目中完全意义上的人，是在经济交往中具有健全意识和完备理性的成年人，因而民法典在契约法领域强调鼓励交易，在物权法领域突出物尽其用，在侵害财产权益的领域注重经济计算，甚至在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后进行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时，都要考虑自然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收入，这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法典经济理性高扬，经济功能凸显。

正在编纂中的中国民法典，欲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追求国家、民族在经济上的成功，继续坚持经济理性，继续发挥经济功能，都无可厚非，但绝不能止步于此。因为实现经济增长并非目的，而只是提升人民福祉的手段。中国的先哲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言说，无不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宪法修订时确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民法典理应坚持以人为本，既尊重未成年人的天性，又尊重成年人的自由，将人定位为推动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主体。基于此，民法典应当开宗明义，在有关立法目的的规定中，宣示民法典旨在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民法典在周到保护人的各项财产权益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确认和保障人的人格权益，调整人格权益的法律规则就不能像近代诸多的民法典那样，只有寥寥几条，而应周到思考，细致规定，让人格权法真正成为民法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婚姻家庭法领域也应着重强调繁衍生息、教化育人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