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轶：民法典的立法哲学（3）

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依然会是一个长期的存在，国与国的竞争还将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就人与国家的关系而言，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家是为了人的存在，国家公权力的动用需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设置这些法律依据应当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国家无须出场时，不得越位；国家必须出场时，不得缺席。国家机关行使职权，应当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此外，国家利益，如同社会公共利益一样，也可以成为动用国家公权力干涉私人生活、介入市场交易、剥夺和限制私人合法财产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只是这里的国家利益，必须是依据法律规定的权限，经过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遵循法律认可的表决规则，确认出来的国家在整体上具有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国家利益也应当可以还原为民事主体的私人利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民族国家，今天尚存在为数不少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形成的超国家形式，民法典必须经由表明对这些双边或多边协议态度的方式，回应人与这些超国家形式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近代民法典上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人作为权利的主体，自然作为权利的客体。土地、森林、河流、矿藏乃至动物都是民法上的物，民法典关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物的效用，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满足人之所需。时至今日，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难以为继的自然资源，让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不是无限攫取的对象，而是人类相生相伴的伙伴。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应遵循双重价值，一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从作为类的人的利益出发，从代际正义的角度，遵循的是道德的价值，以求达到“道德境界”；一是从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出发，从作为类的生物的利益出发，从种际正义的角度，遵循的是超道德的价值，以求进入“天地境界”。

如果我们编纂的民法典，既能固本，又能开新；既能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资源，以“昌明国粹”，树立自信，凝聚认同，又能与时俱进，回应时代的要求，以“融化新知”，包容开放，推陈出新；如果我们编纂的民法典，在民法典立法哲学所面对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既能做出符合我们中国人实际的回答，又能做出契合人类需要的回答，那么这部民法典就一定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也一定是一部引领21世纪潮流的民法典。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