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方法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1949 年3月13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当时，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即将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是党的一个关节点：“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 页。）面对新的任务、新的问题，“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他形象地把进入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能否考及格，能否不当李自成，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并进一步发挥党的正确领导。而要发挥正确领导作用，作为各地区各领域最高领导机关的党委会，其工作方法乃是关键中的关键。

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机构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第一、二、三、四、十条，讲的都是这个问题。但是，集中讲得少，民主讲得多。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方法。党委会本身就是一个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机构。

体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少数服从多数，党委会中书记和委员之间就是这个关系。“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0页。）但是，这个“班长”不同于军队的班长，最大的不同是要坚持民主的原则。书记要当好“班长”，即是要善于发挥各委员的作用，加强集体领导。正如他在七大上曾说的：“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1948年9月，他还为中央专门起草过一个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其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0页。）

党委制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个人说了算。后来，他曾尖锐批评党委领导中的个人独断：“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 294-295页。）

在某种程度上，营造批评的环境是促使党的政策正确的一种工作方法

其实，容纳和接受批评，是发扬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物要不犯错误，关键是要善于听取和采纳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营造批评的环境是促使党的政策正确的一种工作方法。1960年12月，毛泽东向人讲，批评就是帮助，对人是有好处的。“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引用历史故事加以阐发。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这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5页。）1963年1月3日，他批示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送各同志一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自然，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吸取项羽的教训，而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领导者如果对“不同意见”和“批评”无动于衷，就等于失去了鉴戒之镜，迟早会犯错误。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有些领导，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的意见谋得多，与相反的意见谋得少。“要多谋。什么叫多谋呢？你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对此，毛泽东有很多以身作则的例子。1948年，当粟裕对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的“渡江作战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时，毛泽东专门请他去说明，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1949年，当毛泽东主持“国旗”方案的讨论时，本来他已经对另一种方案有了一定的倾向，但是，当听到张治中的意见后，又重新组织讨论，集合群智共识，最终确定了“五星红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