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政：传统儒学在近代的角色与价值

传统儒家思想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纳了“天人感应”思想、佛教道教思想以及唯心主义思想等，历经汉代董仲舒的“大一统”，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宋明期间的陆王“心学”的演变，形成了一套以宗法制度为核心，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封建礼仪道德规范，成为中国社会两千年的主流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基。步入中国近代社会，传统儒学的境遇却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西学的传入，传统儒学的主体地位发生动摇并且逐渐沦为近代各种政治力量表达诉求的载体，有时被当作批判和指责的对象，有时受到维护和利用。

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打出反对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旗号的当属洪秀全，目的为号召社会民众参加反清斗争，实现太平起事。洪秀全创建以“拜上帝”为核心，宣传人人平等为主要思想的“拜上帝教”，以实现鼓动更多的社会民众参与反清斗争的目的，但这与长期以来以“三纲五常”、宗族观念为基本内容的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为打破儒家文化主导下的社会思想而建立起“拜上帝”这一新的社会信仰力量，洪秀全从开始就实行了反对儒家文化的做法，如“一夜纵火焚府学及城隍庙”，“每日辰刻礼拜，号曰‘拜上'，毁各庙宇神像”等。定都天京后，为了维系太平天国赖以存在的思想纽带，洪秀全进一步禁止儒家思想的传播。他把孔孟书籍“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还将《四书》《五经》的“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洪秀全虽然视儒家思想为腐朽，但还是承袭了诸多封建陋习，如纳妾和等级制度等，很明显，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与此同时，洪秀全毁坏、禁止儒家文化的行为还引发了传统文人的强烈反对，如曾国藩就认为，太平天国“皆以兄弟称之”，毁坏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秩序，并呼吁清大夫不要“袖手安坐”，从而激起了一个以儒学信仰为基础并组建了军队与之对抗的湘淮集团势力的形成。可见，洪秀全对待传统儒家文化的不当行为成为太平天国败落的一种必然。

在儒学受到内外冲击下，湘淮集团不仅竭力维护儒家思想的主体地位，还试图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对其进一步巩固，以应对外患内忧的局面，挽救清廷的危亡统治。在太平天国大肆毁坏孔孟文化时，曾国藩就曾指出，“此岂独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并要求，“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于是曾国藩推行儒家“礼治”，以“日教民以孝悌仁义之经”；全力恢复太平军占领区内的科举考试，以至“两江人士闻风鼓舞，流亡旋归”等等。面对西学渐盛之势，李鸿章等认识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同时还认为西人之学“竭其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所以要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其目的就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于是，他们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创建新式学堂等，以此完善儒学的“外王”“内圣”功能。但事实相反，儒学思想正统地位随着洋务运动对西学的引入而进一步动摇，并受到时局的严峻挑战。

康、梁企图将西学与孔孟思想相结合，说服近代顽固势力，实现托古改制，改变中国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洋务运动附带而来的西方民主观以及甲午战败激起的民族意识，与传统孔孟思想产生了强烈的碰撞，引发了19世纪末的社会思想危机。在这种状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借助孔孟旗号发出了社会改革的呼吁。康有为认为，“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主，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所以，他认为，“孟子、荀子都认为桀纣非君，汤武非弑，其道理在于：‘为民贼者，人人皆得而戮之也’”。显然，康有为的本意主要强调，“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了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而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先王的言行写出来的宣传作品，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革”。或许正是这种宣传方式，让维新思想一时获得广泛传播，不仅吸引清廷大员纷纷参加维新派筹建的强学会、保国会以接受维新思想洗礼，也令光绪皇帝为之动容，并最终接受维新主张。然而，他们在随后的改革中提出的“废八股，倡西学”方案似乎又让其政治诉求大打折扣，使官员基于传统文化的信仰而对变法产生疑义。这似乎决定了维新变法最终的命运，却开启了近代思想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