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成斌：以辩证思维深入理解“四个全面”精髓（2）

二、内在逻辑性与理论体系性的辩证统一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内在逻辑性强；“四个全面”理论体系高度概括出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发展动力与政府治理、制度建设与党的建设、中国现代化与中国道路、“总布局”与“总方略”相统一的理论形态。

从系统性看，明晰了中国发展的新逻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我们党历史上首次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了全面发展的逻辑体系，这是党在全面发展上的一大创造。纳入“总指导”。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纳入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有了直接指导准则，同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探索性指导经验。五中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系统性新的目标要求，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是在以往目标要求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和调整深化。体现“总方略”。“四个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布局，构成一个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战略体系，把各方面制度推向成熟和定型，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飞跃。它集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目标导向、全面的战略举措、高度的责任担当于一体，既是科学的指导方略，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方法、新路径。作为“总抓手”。“四个全面”展示中国未来图景的战略主线，突出体现出深刻的思想性、鲜明的时代性和生动的实践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部工作的根本遵循，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是经济新常态下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实现稳定增长、协调发展的“压舱石”。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发的列车，那么改革就是发动机，法治就是稳压器，党的领导就是火车头，体现了一个战略目标与三个战略举措即“一体三翼”的和谐统一，是一个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和有机整体，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逻辑。

从规律性看，丰富了社会主义的新内涵。“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在特定的时代和关键的时间节点产生的，是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思想脉络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形成于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整个过程，邓小平理论形成并贯穿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中国改革进入全新而关键阶段产生的全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创造、新结晶，三者作为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具有内在的共同性和继承性，又与时俱进，具有发展性和创新性。“四个全面”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化的把握，对于掌握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有了更加全面的提高，对于驾驭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有了新突破，对于把握执政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赋予了深邃的内涵。它把社会主义从昨天到今天再到明天的由低到高发展的经验性的东西，上升总结为规律性的东西，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方法论看，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我们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走来，要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去，需要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拓党治国理政的新方式，加快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法治现代化和党的建设现代化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巴黎公社实践，没有遇到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大范围的现代治理问题；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看，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探索，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我们党执政后继续探索这个问题，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但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现代制度。“四个全面”体现了全局、战略、创新、系统、辩证的思维，不仅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制度弊端，而且着眼未来作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现代制度安排；不仅厘清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治国理政的核心，而且架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的基本方略。这是从制度领导到制度治理、从特殊论走向规则论、从物质文明走向制度文明的必由之路，让制度聪明起来、公正起来、执行起来，让法治神圣起来，让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