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正圆中国梦》选载：中国经济特区的奠基人（2）

北京——权力的雷区

全国的生活开始慢慢步入正轨。不久前的游击队员和住窑洞的人学着管理一个大国。北京正在建立一个强大的党和政府机构体系，需要精力充沛、经验丰富、久经战争考验的活动家。1952年9月，习仲勋令人意外地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生活中的变化一个接着一个，1953年6月15日习仲勋和妻子齐心的儿子出生，取名“近平”。

习仲勋在北京时仍保持着在陕甘宁边区养成的作风，在日常生活中勤奋、谦虚，制定和实施决策时把握分寸合理。习仲勋与像他一样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大多数延安老兵保持着同志般的关系。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有97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6亿中国人和1100万中共党员。1959年4月，习仲勋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与具有传奇色彩的周恩来在国事和生活中密切合作。

习仲勋并未卷入当时党和政府高层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和速度的激烈争论。但有的事件也牵涉到习仲勋，尽管他努力做好平时的具体工作，与周恩来一起担负着管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之重任。审查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也与中宣部的工作相关。习仲勋不仅要对各类出版期刊，还要对各种文学和戏剧作品的言论是否符合党的路线作出决定。

歌颂与国民党斗争英雄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踏入的雷区。小说创作之初，习仲勋似乎觉察到了小说将会带来的危险，按他的指示，作者对很多章节进行了几次重写。最终他同意小说出版，显然是从1956年5月确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出发的。习仲勋没有意识到领袖的复杂反应，尽管表面上一切如常，但他的头顶上开始笼罩阴云。1959年4月，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8月至9月，他赴苏联学习重工业发展经验。这是他第一次访问苏联，也是最后一次。

高炉多，高炉小

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去的还是一个与本国签有军事政治同盟条约的国家，一个为本国重工业建设提供了大量援助的国家，这有什么可怕甚至是造反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习仲勋的苏联之行看起来完全像是对毛泽东总路线的挑战。原因在于，当他在苏联考察大型冶金企业时，中国正建造着成千上万的矮小高炉，农民和市民不得不用手工方法在这些小炉里炼制劣质金属。

1958年8月，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滨海度假胜地北戴河召开，每年夏天都集中到这里以非正式的形式讨论问题。毛泽东以一些未经验证的数据为基础，指出“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并提议要尽一切力量在1958年将钢铁产量比上一年翻一番。“大跃进”就这样开始了。

随即中国到处都在用黏土搭建烧柴火的小高炉。至1958年秋，已有超过70万座手工炼炉在大力炼钢，上百万人被动员来参与这一工作。事实很快证明，劣质的生铁只配做犁和锄头，需要再深加工才能铸成为钢铁。

大量的农民还投身于运河、水库和大坝的建设。“苏联院士李森科的先进方法”被强加给农业，数百万人追捕麻雀，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麻雀吃了太多的粮食。对勤劳中国人所做的所有“试验”导致了可怕的饥荒，实际上1958年气候适宜，原本应有好收成。饥荒后来又持续了好几年，不少人死于1958年至1962年的饥荒。

“大跃进”的骇人后果没有让毛泽东那脱离实际的热情冷却下来，他更严格地要求党和国家领导层团结并统一思想。1959年7—8月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彭德怀这位中国革命的元勋、朝鲜战争（1950—1953年）期间中国军队司令、国防部长、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谴责了“大跃进”。他提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人要为这场灾难承担个人责任，批评了个人崇拜，谴责偏离了集体领导原则。

很快，彭德怀便被指责参与了“反对党中央路线的阴谋活动”，根据是：1957年底彭德怀正式出访苏联时停留了一个月，1959年6月从东欧返回时在莫斯科停留了4天。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中苏党际和国家间关系急剧恶化、相互间的言语和行动都极不友好，在这种背景下与苏联同行合作是败坏自己名誉的。就在彭德怀发表批评意见前夕，赫鲁晓夫发表长篇文章批评“大跃进”，而不久前莫斯科宣布停止中苏核技术领域的合作。

彭德怀在军队中是位受欢迎的元帅，因此并没有罢免其所有职务，他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不再担任国防部长。很快政治局会议不再邀请他，他被安置在北京西郊的一个房子里，“文化大革命”前夕被派去建设位于国家西南部的防御工事。随着迫害党员干部的开始，红卫兵成立了“抓捕彭德怀小队”，直到他1974年去世前，一直受到迫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习仲勋前往苏联不可能不受谴责。最可怕的事发生在1962年8月，根据康生的提议，中央全会听取了《关于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习仲勋因同意其出版被视为“反革命”。这种指控对习仲勋及其家人都会带来严重后果。所幸周恩来的干预将他的助手从既定的死亡中拯救出来，当时康生已经编造了“习仲勋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记录，要求对该集团成员执行死刑。

党的机关对习仲勋案件的调查工作历时16年，直到1978年习仲勋才被彻底平反。这些年中，他被迫与妻子和孩子分离。最初的惩罚是可以承受的，“反革命分子”要反复进行“自我批评”。1965年，他被任命为洛阳矿山机械厂副厂长，但次年爆发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的考验才开始。习仲勋被带到北京监狱，遭到刑讯审问，直到1973年案件才得以重审，给他重新定了一个不太严重的罪名“反对群众路线”。他不久从监狱出来，1975年被安排去另一家工厂工作。他家人的命运也有所好转，比如，他那个在偏远村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儿子习近平获准入党和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但一个才华横溢的领导者，生命中少了原本可以为国家服务的16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