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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