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莹：辩证法的革命与革命的辩证法（2）

在笔者看来，消解矛盾以后的辩证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辩证法要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需要保持矛盾的不可消除性，从根本上说，我们或许应该回到康德式的路径，将被黑格尔内在化的矛盾再一次转向外在化。当马克思看到辩证法让资产阶级战栗的一面，即洞察到辩证法的颠覆性的一面的时候，他实际上所完成的正是这种转变。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于思辨结构的批判，以及对于思维与存在之间所包含的断裂性的指认，都构成了这一转变的明证。但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是要回到康德的非历史性视角来看待辩证法，并因此驻足于外在的对抗性矛盾之处止步不前，相反，辩证法存在的非同一性所形成的张力并不能阻止理性前进的步伐，它所构成的矛盾运动成为了人的实践的内在动力。这一点在费希特立足于实践理性重写康德思想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而马克思所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将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的实践运动颠倒为人的现实活动，而人的现实活动包括生产劳动，同时也应包括革命行动。

于是对于辩证法的讨论，在马克思及其后继者那里带有鲜明的激进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试图以革命性、激进性为特征的思想都无法逃避辩证法的诱惑。辩证法是一个敞开的空间，在其中对立的矛盾活跃而生动，它们充满希望，不断创造，所以马克思批判思辨体系，却对辩证法情有独钟，这是其激进立场所决定的一种特定的理论视角。这一视角与其哲学理论旨趣密不可分。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一种批判性、颠覆性的思想，那么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批判不过就是其发现了革命主体（即工人、抑或无产阶级）的过程，而晚期的经济学研究则成为了关于革命如何可能的一项科学研究。虽然其理论的兴趣似乎略有差别，但对辩证法思想的执着所彰显的激进性维度构筑了一条隐性的线索，将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勾连在了一起。以至于马克思的后继者们，那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剥离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外衣，直击革命主体以及革命之可能性的主题之时，辩证法更是他们开启理论思考的起点。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所构筑的“非同一性”哲学，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以及拉克劳与墨菲的“领导权理论”对历史必然性的重构，都是以对辩证法的思考为理论资源。其中，辩证法对于对立矛盾的持存，以及这种持存的对立所敞开的开放性空间，为主体的能动性提供了理论的保障。

概而言之，要准确地理解辩证法的内涵，对立矛盾的不可消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此我们需要避免辩证法与思辨逻辑的混同，避免将辩证法的演进过程与三段论式的逻辑发展过程相混同。而这两种混同，却常常左右着我们对辩证法的一般看法。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