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创新

要素投入是中国30多年来经济持续增长的保证。从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大力支持和引导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数量迅速增加，外资引进数量迅速增加，资本形成率迅速上升，充分的资本形成能力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与此同时，通过对外开放，利用中国充足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外需市场，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以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在对外开放促进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保持了很强的适应性。30多年来，农业增加值比重已降至较低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稳步增长，资本密集度稳步提升，第三产业无论在增加值还是承载就业方面都增势明显。此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仍未结束，客观上为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了缓冲期，但显然无法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继续依赖浅层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所能凭借的只能是深度开放，深度竞争，深度改革，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促进技术的深度进步以进一步释放增长潜能。在这一大背景下，自贸区建设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是有利于以开放促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自贸区是改革与制度创新的试验区，其核心是通过投资管理、服务业开放、金融、航运、贸易等多个层面的先行先试和全方位的制度创新，以开放促改革，培育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比如上海自贸区就肩负着在我国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的重任。

其次是有助于以开放促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从东部沿海地区起步，由南向北，自东向西，分阶段、分层次逐步推进的。尽管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增速已连续多年快于东部，但区域差距依然较大。中西部地区之所以发展相对滞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开放不够，这些地区在开放层次、范围以及与国际惯例接轨等方面同东部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自贸区在深化对外开放的同时，将充分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腹地潜力，推动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上，有不少国家都在内陆地区设立自贸区，以促进内地开放发展，缩小内地和沿海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

最后是有利于以开放促合作，探索跨地区联动与合作机制。目前，在全国各地存在很多跨省交界的双边或三角区域。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跨省交界各地往往缺乏协调，跨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不能合理配置，地区封锁和行政壁垒仍然存在，资源要素跨区域整合难度大，导致同质化发展，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通过自贸区建设，深化各地的对内、对外开放力度，形成跨区域的联动机制，将为全国其他类似地区探索一条合作发展的成功路子。通过自贸区建设探索区域协调的联动发展与合作机制，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总体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可见，促进中国广大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优化资源配置，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