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晨雨：惩治谣言 法律边界在哪儿？（2）

如果对他人权利造成了损害，就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依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规，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名誉权，或者侵犯了法人的商誉的，要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责任。

比如，2014年的国内首起微信传谣诉讼案，某微信公众号因刊登两篇涉及安利公司的谣言文章，运营者被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告上法庭。最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公众号运营者删除谣言文章，并在微信公众号发布道歉信，向安利公司支付1元人民币赔偿金。近来，因为微信谣言导致被巨额索赔的民事案件屡见不鲜，也发出了依法维权的强烈讯号。

诚然，谣言极其可恶，理应依法打击，却不能在倒洗澡水的时候，将盆中的孩子也一并倒掉。以中国之大，言论自然“良莠不齐”，虽说谣言满天飞，却也有箴言遍天下。惩治微信朋友圈的谣言，需要分清微信朋友之间，开玩笑与恶作剧的界限，尤其不能因噎废食，损害了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言论自由。

但在客观上，要辨清言论自由与谣言界限，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正常之言论，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边界，自会与谣言势不两立。但问题在于，某些言论，甚至是重要的言论，事实“含金量”并不足，甚至措辞还带点“瑕疵”。对于这些言论，为避免伤及舆论监督权利，如果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现实危害，大可不必归为谣言之类加以“制约”。

一个经典事例，便是1960年美国《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该报刊登的一篇为马丁·路德·金法庭诉讼募集捐款广告，部分言辞并不准确且修辞略有夸张。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认为，公共讨论中有错不可避免，为舆论有效性应容忍一定错误，由此确定了美国诽谤判决沿用至今的主观恶意准则：如要诽谤判决成立，必须证明被告怀有主观恶意。

同样，在微信朋友圈的转发中，判定是否是谣言，除了“事实标准”之外，不妨也考虑“主观恶意”。现实中，许多谣言的主观恶意非常明显。比如，将苹果公司iPhone手机与钓鱼岛问题“挂钩”的，很明显带有黑竞争对手的嫌疑，而不是“一腔爱国热情”。对此，我们就不能用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盾牌，将此类卑劣的行径保护起来。

“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在法治社会，微信朋友圈谣言应止步于法律。现实情况是，从立法、执法到司法，再到公民的法治意识，都还需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