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发展与全球治理（2）

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

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要从以往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目标，调整为“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从八大战略重点着力：加速推进国际竞争力的升级；改善营商环境，吸引高端生产要素与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积极推进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加强国际合作，保障资源能源安全；着力增强国家软实力。

“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是国家产业升级的战略，其实就是要抓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这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机遇，但对每个国家来说却可能是挑战，它是把双刃剑。如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产业就可以加速升级；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就可能在新一轮的技术竞争中落伍，被边缘化。所以，各国都非常重视在这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抢占制高点，都相应地制定了国家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与德国工业4.0强调的“硬”制造不同；美国版的工业4.0实际上就是“工业互联网”。日本、英国都有类似的发展战略。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名单，各国也是大同小异。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天，日本、韩国还把文化产业列在里面。

对中国来说，抢抓本轮产业革命机遇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首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追赶型的国家，传统产业进一步升级的空间非常大。比如汽车产业，想真正追上德国、日本的水平确实不容易。其实全球的汽车产业大格局现在已经比较稳定，再产生新的汽车产业大集团不容易，但因为这轮新的技术革命带来了新的机会，电池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出现了特斯拉这样的新能源汽车领军企业。所以，如果我们与新一轮技术革命结合得好，用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传统产业，就可能使传统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当然走的不是原来那个技术路径，但这条新路径应是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从全球来看，全球的经济治理是处在一个变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定的全球秩序持续了70年，总体上保障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时至今日，这个秩序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代表性不足。就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这个大格局中地位大幅度上升，但是它的利益、它的投票权在现有的国际格局中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第二，公平性不够，这一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比较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对来说体现得不够；第三，当前的经济治理不能充分适应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新要求；第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乏力，暴露出不足和缺陷，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成为共识，一些新的全球性问题呼唤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

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期，围绕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博弈不断加剧。一方面，各国力争加强在现有国际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另一方面，主要国家不断提出新的国际治理倡议，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机构与规则，比如G20正在为全球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区域合作像雨后春笋一样，现在已经运行的区域合作组织有200多个，反映各国希望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争取领先不愿落伍。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推进进一步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另外一方面一些大国又刻意推动新一轮规则的制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来充分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新兴的对外投资大国，希望少一点限制，多些便利，这也将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布局中创造条件。

区域合作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闭的，只有成员国之间相互开放，非成员不能享受开放的成果；还有一种开放的地区主义，比如APEC通过谈判降低关税，非成员同样可以享受，是不排它的，不歧视非成员的。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央提出要实施自贸区战略。截至目前，已经签署并实施14个自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经济发展的硬实力已经大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等。今后，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中国要进一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第一，我们要着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同时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要在保持现有全球规则、全球治理总体稳定的情况下，逐渐改革、完善相关规则，提升其公平性和代表性。

第二，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实际上要把“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放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个大格局下来看待。国际组织的规则可以是多边的，也可以是区域层面的。在新一轮开放过程中，中国实施自贸区战略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开展这种制度性安排；另外一方面也要重视开放的地区主义，“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体现。

第三，我们要主动提出一些战略倡议，更加积极主动地谋划全球战略，这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一直以来，我们对全球治理的改革较少提出建设性倡议。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全球气候变化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新问题，需要新的治理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