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台湾问题与亚太战略格局（4）

[1] 时殷宏教授2003年发表的《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年第9期）和《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战略与管理》 2003年第2期） 两文为“对日新思维”代表性的认识。作者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中提出五大方面的建议，笔者转引于下：

中国为谋求中日接近主要需要做什么？主要需要做下列五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也就是说，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为此，对于这一加剧中日敌意和阻碍中日接近的最大问题，需要怀抱一种对于它最终能够得到解决的历史信心和耐心，需要具备从中国总体环境和总体利益出发的大战略全局观念，连同战略分寸和轻重缓急次序意识。也就是说，必须念念不忘前面已经强调过的战略集中原则：集中应对美国，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为此争取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绕开或缓解一切可以予以如此处理的牵制和障碍。

第二，从平衡战略需求与经济需要、协调中长期实惠与中短期利益的原则出发，依靠积极和强有力的政府政策促进和调控，在可行限度内争取较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对华进口和对华投资，以达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财界和公众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的地步。为此，中国或许应该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与其同时，从争取中日接近的战略需要出发，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采取比较能够适当地忍让的态度和策略。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我们的战略基点，是不受"中国威胁论"的干扰，在国家大战略的主导下，以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为压倒性的首要任务，"少说多干"和只争朝夕地加速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现当代化。在日本军事力量乃至整个日本问题上，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过头话有弊无益，做事要讲求实效，无效的事坚决不做。还要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尽可能构建中日两国间、乃至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间的一定军事互信气氛和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希望和无所作为。与此相关，在坚决大力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改善和建设的同时，反复向日本政府、政界精英和公众舆论说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绝无扩张主义意图，说明只要台湾不独立就不对台动武。

第四，在有关东亚地区国际安全、政治合作、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大多边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中国应当使日本政府和公众得出一个比较明确和经久的结论：中国将日本当作大国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区域经济大国，也是明日的东亚政治大国，并且本着大国协调与合作而非大国权势争斗的根本原则，处理中日在东亚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关系。就此，在近期内特别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大大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同日本的协商与合作，以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和非核武器化，以防止各大国就朝鲜半岛进行权势竞争和争斗的悲剧性历史在任何程度上重演；第二，在与东南亚形成自由贸易关系和经济较高程度整合的过程中，采取尽可能与日本协调而非竞争的基本政策，防止一位日本政论家最近所说的"东京和北京之间就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争夺领导权的斗争"。7 这两个问题同上面第三点合起来，都属于中日战略性关系问题，它们应当是急需开始和逐步深入的中日政府首脑级战略会谈和部门性系统磋商的基本内容。

第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问题上，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即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条件。或者更进一步，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2]“日本的军力和军力使命确实在增长和扩展，而且确实包含着既不应夸大、也不容忽视的危险性。我们需要有警觉，但同时也要调整某些思想方法。要问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么办？你在外交上不能拿它怎么办的时候就不能沉溺于情绪。要切实地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建设和妥善地进行全局应对，以此来真正落实应有的警觉。我们对日本军力的增长、日美同盟的加强和日本国内的右倾倾向，要外表适当大度与内心充分警惕相结合，区别实在的与潜在的，现实的与可能的，主要的与次要的，既有兼顾也有侧重。”《对待中日关系要有战略性的新思考》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年第9期。

[3] 资料来源：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第3卷，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4] 孔华润（Warrn I.Cohen）著， 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5] 美国学者达莱克就史迪威赴华问题作了评述：罗斯福决心推行“欧洲第一”的战略，近期内不给中国以大规模援助……他希望一方面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另一方面通过给予它的地位使它的幻想得到满足，但又强调长远的利益来防止它要求更多的援助。[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5页。

[6] 在1942年上半年，美国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拖住日本，不使其大规模增兵太平洋和西进印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就是：第一，增加美国支持中国政府从事战争的有效性；第二，支持促进中国军队有效战斗。参见：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22-123页。

[7] 1940年5月底，鉴于德国的胜利，为了使日本不乘机南进，罗斯福对摩根索说：他“愿意同日本联系，想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罗斯福维持与日本谈判的想法不是“根本改变日美关系，而是争取时间……如果情况允许，就一直拖延到把希特勒打败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甚至可能使日本改变政策，而不必进行战争 。”1941年11月17日，罗斯福授意赫尔拟就为期6个月的“临时协议草案”。提出：美国恢复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并促使中日谈判。作为交换，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满州国”边界或任何南部地区（荷属、英属或暹罗）增派军队，日本同意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不援用“三国条约”的规定。美国国务院也拟就了自己的“临时妥协”条文。参见：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51、55、61页。

[8] 详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533页。

[9] 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10月26日报道，李登辉25日在为“李登辉学校”上课时表示，依照历史，钓鱼岛既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因为那一年大陆在海底发现了石油。他还批评台“行政院长” 游锡堃指钓鱼岛属于台湾宜兰县，是不懂历史。

[10]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中坚持台湾问题的雅尔塔体系的立场，称：“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中国最高领导人宣称，他们的宗旨是，日本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如福摩萨）应归还中华民国。美国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该公告宣称，《开罗宣言》的各项条款应得到实施。”朝鲜战争发生后，东亚冷战骤然升级，6月27日杜鲁门再次发表表明，将台湾问题纳入冷战格局之中，称：“对韩国的攻击已毫无疑问地表明，共产主义者已经不限于采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将使用武装入侵与战争的手段。这种做法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发出的命令。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军队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和必要职责的美国军队。为此，我已下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在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中和海上作战行动。第七舰队将保证此项得以实施。”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二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4页。

[11] “李登辉持签证抵达日本 中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 http://cn.news.yahoo.com/041227/354/27ocv.html。

[12] “日防御西南诸岛计划首曝光 范围包括钓鱼岛”，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1/16/content_2466784.htm。

[13] 2003年6月5日，日本国会参议院有事法制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周边有事法》，该法案前一个月在国会众议院通过。《周边有事法》包括了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作出反击的《武力攻击事态法》、《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订案》和增强自卫队活动及能力的《自卫队法修订案》三项法律。　　

[14] 参阅[美] 阿伦·米利特、彼得 ·马斯洛斯金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美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