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健：美国大选尽显金钱政治本质（2）

巨额捐助者通过金钱控制美国大选，成为美国大选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其结果便是美国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资金提供者的利益，却对广大国民造成损害。普林斯顿大学对1779份政策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经济领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经济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大众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团体没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影响力。据美国财经博客网披露，2007年至2012年期间，在政治方面最为活跃的200家企业共耗费58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而这些公司却从联邦政府的生意和支持中得到了4.4万亿美元的回报，占美国个人纳税者向联邦政府所缴6.5万亿美元税款的2/3。这意味着，企业为影响美国政治花费的每一美元可以获取760美元的回报。希拉里·克林顿与其名下的克林顿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该基金会动辄接受大笔外来资金，有些捐助甚至超过1000万美元。《国际商业时报》资深撰稿人大卫·西罗塔曾做过如下计算：“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她所在的部门共批准了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企业提出的总价值达165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申请。”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指出：无限额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美国的政治体系已被颠覆为向主要政治捐助者提供回报的工具。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说过：“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

与此同时，对普通公民行使选举权的限制却日益严格。据《美国新闻网》2015年8月4日披露，一些州已经通过施加约束来限制投票权的行使。2010年以来，已经有21个州通过了新的法律来限制投票权的行使，一些州缩短了提前投票时间，其他的州则限制了证明合法选民身份的有效文件的数量。有14个州将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首次实施限制投票权行使的新措施。《今日美国》2015年3月20日披露，美国2014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创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低。美国的平均投票率为37%，最高为缅因州的58.5%，最低为印第安纳州的28.8%。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了2012年的美国大选后，一再建议美国解决对各阶层公民投票权的过分限制，尤其是许多选民因未能注册及诸多繁琐程序而不能参加投票。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认为，美国的2012年总统大选存在较大的违规。然而，美国政府却认为，美国的总统大选是民主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日益直接、广泛和深入，美国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程度同步下降。“共同事业”的始创者约翰·加德纳曾说过，在我们当今的政治体制中，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竞选经费体制能带来更多的危害、更多的腐败和让公众更为疏远与不信任。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6％，“较有信心者”是7％，两者相加为13%。2014年6月的民调进一步显示，公民的信任度还在继续下降，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4％，“较有信心者”是3％，两者相加仅为7％。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竞选人砸钱开展的宣传攻势越来越不买账。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统计，在这次大选中，支持杰布·布什的“提升权利”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15年1月至6月共筹款1.03亿美元，他花掉的钱比其他任何一位竞选人都要高出至少近4倍。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全国支持率不升反降，从7月中旬的12%—15%跌至3%—5%。这虽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正如共和党资深策略分析师斯科特·里德所指出的：“显然在本轮选举中，我们认识到‘金钱买不到真爱’”。

可见，美国的民主制度面临着内在的两难困境：限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体制就难以实际运作；放弃对金钱影响的限制，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这种深层次的矛盾恐怕是美国政治制度无法摆脱的“难言之隐”。

（作者为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