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史学离不开高远的想象力

罗志田:史学离不开高远的想象力

以我的陋见,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学生的想象力装上翅膀,可以翱翔于学术、知识和思想的宇宙之中。在各学科中,历史学尤其需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遗憾的是,一般人的看法,史学恰是既不需要也最缺乏想象力的(一位史学出身的杂志主编曾如此对我说)。这应该引起我们这些教史学者深思反省。此事要紧,我只能多引一些通人的见解,看看过去关于史学与想象力的关系有些什么看法,以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史学无需想象力的看法素为非史学者所相信,钱锺书曾半带挖苦地说:“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这是“它的艺术的责任”。简言之,“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钱先生是读集部书的大家,今日也有人在发掘其史学方法。然而集部书中究竟“文学”成分多些,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尤为钱先生最所擅长。不过,当年学了唯物史观的郭沫若曾特别强调,他们的古代“批判”与胡适等人的国故“整理”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他们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们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不论郭沫若对双方的判断是否准确,史学不仅“断定已然”,更要探寻“所以然”,应当是不错的。

梁启超的立场相对中立而偏史学,他说:文学和史学,看似关联密切,其实两者“各走不相同的方向。史学最重科学精神”,而纯文学则“都是超科学的,都是全靠想象力”。正因“文学家最重的是想象,神经太健康的人,必不易当文学家”。在梁启超的时代,“科学”受尊仰的程度不输于今日。梁氏自己也曾提倡小说革命,并写过小说,后来则更多从事史学。以常人的眼光看,“神经太健康”而近于“科学”的人,恐怕太过无趣,却正是一些史学中人和史学之外的人对史学的“想象”。

换言之,说史学无需想象力,不一定是负面的看法,有些毋宁是正面的肯定。他们认为,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凡事能证实即可。不过,实证的基础是史料,而实际遗留下来的史料,可能不过是原初材料的千百万分之一。古代史不用说,研究近现代史的人,每觉史料汗牛充栋,常有被史料没顶之感。然而真到了论证具体问题时,立刻产生“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感。盖史料不足是任何史家始终面临的常态,有此不足之感,则立言或能不失分寸;那些每觉史料充足而勇于立言者,除表明自身的胆大敢言外,也婉转道出其尚未入流的消息。

明确了史料不足是常态,就需要重新思考史学之所能了。根据史料以实证的方式“考定已然”,恐怕只是史学的第一步。孔子曾说:夏殷之礼,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所谓“征”,一般的解释就是以史料证实之意。但不足以证实的,也还能有所“言”。这一点至关紧要,可惜过去的人不够重视。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是慎言,而非不言。

胡适就说:“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前者用以“严格的评判史料”,近于科学;后者则偏于艺术。正因“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有时“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由此看,胡适并不满足于“知其然”,郭沫若显然误解了他。

最重要的是,不能因为史无明文,便以为实无其事。作曲者可以于无声处表意,画家可以不着笔墨而传神,史家亦然。若因史料的空缺而主动“湮没”一段历史,历史就真正被割断了。后人了解历史必须依靠史料,但不意味着存留的史料就是过去的全部历史。用蒙思明的话说:高明的史家,“不仅能够根据史料知道历史,更能由有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去知道那无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他的哥哥蒙文通,也特别提倡从历史记载的蛛丝马迹寻觅往昔的真相,以连接那些可能割断的历史。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欲知更多详情,请参阅罗志田著《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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