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生活礼俗的变迁与公共文化的重建（2）

如果我们要记住乡愁，就要重建基于乡土的礼俗，但是这种重建不是回到过去，因为我们不可能通过穿越而回到过去，我们必须基于当前的变化而重建。

首先，重建的礼俗应该是平等的。例如，过去我们的“礼”“仪”是为了“别贵贱”“分长幼”，形成一定的生活秩序；现在我们重建的礼仪则必须是基于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新的礼俗应该是人与人相互尊重的交往规则或仪式。

其次，重建的礼俗应该是包容的。过去我们的礼俗都是某一家族或某一地域的规定，对外人则是不适用的。但是，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我们的礼俗应该是更具包容性的。我们不仅对“我们的人”待之以礼，我们对“他者”——无论是外地人还是外国人——都待之以礼。以类似杭州这样的城市为例，对于外来务工的“新杭州人”，最好也不要用这样的称呼，因为这仍然暗示着差别。希望改为这样的口号：“来到杭州，就是杭州人。”

最后，重建的礼俗应该是积极的。所谓积极的礼俗，应该有利于当代社会的秩序重建和道德教化。现代社会是“去魅”的过程，这当然有积极意义，让人们从压制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充分实现自己自由发展。但是，没有了神圣和魅性，人也难以建立有积极意义的精神世界，社会容易陷入虚无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应该在一定意义上就生活礼俗“重新赋魅”或“再神圣化”。譬如，近些年来，北京庙会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大兴的西瓜节能否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仪式化地甚至神秘化地开启呢？各地都可以探索这个问题，对当地环境、物产、生产活动进行季节性的礼敬活动，使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城乡形成共同的记忆和敬畏，这有利于构建当代城乡居民的精神世界、我们感和价值认同。传统本来就是人创造活动的体现。我们可以重新创造传统。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主任、教授；本文是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项目“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与文化影响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