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弘：疏解非首都功能要政府与市场双手发力

治病先找病因。导致北京“城市病”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功能过多，特别是一般性城市功能过多。比如批发零售功能，根据三普数据，该行业从业人员占全市总就业人口的13.3%。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内容是以业控人，把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一般性产业有序转移出去，以此带动人口疏解，打开治理“城市病”的突破口。

北京的疏解工作已取得积极成效，2015年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的企业326家，撤并低端市场150家，带动中心城迎来人口由增到减的拐点。疏解非首都功能与强化“四个中心”功能是一体两面，紧密关联，疏解工作要想取得新突破，需要谨慎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减”与“增”的关系。以是否符合首都功能定位为判定标准，不符合的要坚决“减”，持续推进城市“瘦身”。在疏解过程中，还要围绕“四个中心”建设促进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一些功能的强化，弥补发展的不足。

二是处理好“转”与“升”的关系。疏解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更不是污染平移。污染产业要就地淘汰；制造业要在转移的同时实现技术、产品升级；批发市场则要以转移为契机推动业态、环境升级，以保持客源稳定和市场活力。

三是处理好“腾”与“用”的关系。疏解腾退空间优先用于保障首都功能，优先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优先用于停车场、文体设施等民生项目，适当用于高端产业发展。无论哪种利用方式，应避免腾退空间成为资源、人口甚至低端产业再集聚的场所。

北京进一步巩固疏解成果，应坚持政府和市场双手发力。政府的作用在于顶层设计、规划引导、组织实施等，构成疏解的“推力”。疏解对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理性选择。从长远看，还要逐渐消除疏解地与承接地的落差，提高承接地的“引力”，增强疏解对象的“动力”，最终形成“合力”，使疏解对象转得出、留得下、发展得好。因而，促进非首都功能疏解稳态化、长效化，须加快补足几大短板：

强化重点承接地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集中疏解与分散疏解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要高起点、高标准建设若干微中心。如果疏解过于分散，短期内很难在广大的地域空间上营造满足疏解对象要求的条件。应聚焦重点，集中资源，在北京周边打造3到5个特色卫星城、微中心，起到事半功倍、短期见效的效果。

强化交通条件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提出的四层轨道交通网络中，市郊铁路建设尤为紧迫。伦敦、东京的市郊铁路分别达到3650公里、2031公里，构成中心城与卫星城的“1小时通勤圈”，有力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北京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容量、大站式、高速度的市郊铁路，其承载日常通勤的作用也难以由干线铁路、城际铁路来替代，未来应在北京与重点承接地之间优先规划建设市郊铁路。

强化公共服务引入。公共服务水平直接影响人口布局，推动北京人口疏解，必要前提是推动北京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重点承接地的定点、定向转移，缩小公共服务落差。

强化体制机制创新。非首都功能疏解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新动力，这股动力要落到实地还需要克服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建立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人才流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凝聚起区域协同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