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彦林：苏共垮台中特权阶层的“自我蜕变”及其警示（2）

二、苏共特权腐败的严重政治危害

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和异化。

1.特权腐败削弱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造成了人们的信仰危机。苏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是以“人民的选择”名义取得政权，并把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公平正义、平等自由作为党的旗帜的。但在现实的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样一个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的政党，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种种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堕落，与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在苏联时期，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上关于官员们物质挥霍的闲言和流言越来越多，社会群体意识中弥漫着各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负面情绪，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嘲讽和鄙弃。

2.特权腐败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加重了民众对党的信任危机。苏共在执政中后期，随着特权腐败势力的不断发展蔓延，特别是苏共实行“民主化”、“公开性”以后，以往被认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产生了信任危机。随着人们对政府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下降，倾慕、崇拜西方的意识在社会大众领域的“夜间人”（指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了夜间则揭开“面纱”露出真实的一面，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或批评时政）和“厨房辩论”（指为避免政治麻烦关起厨房门与家人或朋友悄声议论或批评政府，在私下里表达对现实政治的反感）中滋生蔓延。正像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格·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同时作为一种自然反应，右的和左的平民主义都冒出来了”。（[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可以说，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方向已悄然发生了偏转！正是这种偏转，为后来民主派思潮的广泛传播和民主派夺取政权播下了种子。

3.特权腐败破坏了党纪国法，潜规则盛行，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共产党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政治组织。苏共党章明确规定，一切共产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必须遵守党纪和国法，都没有例外。然而特权阶层的存在却使这样的规定形同虚设。在特权存在的情况下，正式的规则和规范可以不遵守，潜规则却大行其道。一方面，权力商品化，大搞权钱交易。特别是在70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买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等战略物资，大发横财。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大肆卖官鬻爵。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地区和部门提拔干部已不是按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了，而是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行贿受贿，某些地区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据资料显示：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10万卢布。期间，全国性贪腐大案要案不断发生，有些案件还直接涉及勃列日涅夫的亲属，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同时，潜规则的盛行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为了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行贿、找门路、拉关系，寻求那些有权有势人的庇护。在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初，谎报指标、弄虚作假、伪造企业账目、贪污受贿，实际上已经成为群众性现象。1987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之后，苏联官员的贪污活动规模更大。特权及其滋生出的种种消极腐败现象，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苏共越来越脱离群众，党的声誉和威信一落千丈。

4.特权腐败阶层充当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亲手葬送了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官僚特权阶层，贪恋权势，贪图享受，化公为私，恣意妄为，客观上起着瓦解苏共组织、败坏苏共声誉、消解人们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的作用，并从根本上动摇苏共执政的基础。同时，他们为维护既得利益，极力阻挠和反对任何有损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成为积聚社会矛盾、制造社会积怨和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他们一方面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各种崇高的名义，以夺取权力为中心，结党营私，形成既得利益的保护圈；一方面利用僵化的体制，拒绝或者利用改革的名义，维护和强化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抛弃他们一贯高喊的理想、信念和原则，公开举起了全盘私有化的旗帜。

大卫·科茨在其所著《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介绍了1990年前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民意测验的情况，结果表明：在民众中主张搞资本主义的只占5％—20％之间，而高达80％的人希望坚持社会主义。但是，在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中，调查结果却相反：9.6％的人主张坚持社会主义，12.3％的人鼓吹搞民主社会主义，76.7％的人希望实行资本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共的垮台，适应了既得利益官僚特权集团的需要，在这一场“自我蜕变”中，他们充当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亲手埋葬了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正如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利益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 [俄]雷日科夫：《大国悲剧》，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