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彦林：苏共垮台中特权阶层的“自我蜕变”及其警示

对于苏共这样一个拥有70多年历史、2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来说，其垮台是诸多“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跳出“周期律”陷阱，特别是党内逐渐形成的特权腐败，也就是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凭借其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垄断政治、经济等权力，并为谋取私利而滥用权力。在苏共党内，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特权腐败已成为根深蒂固和习以为常的痼疾，以致蜕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可以说，苏共垮台很大程度上是特权阶层的“自我蜕变”。

一、苏共特权阶层的形成和演变

从历史上看，苏共的特权阶层是逐步形成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由于种种原因，执政后，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以至布尔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逐渐地滋生并蔓延开来，并逐渐成为人民群众对党产生不满的重要根源之一，这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为此，列宁投入极大的精力同官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斯大林时期，干部任命制度化（“官员名册制”）和非制度性的党内斗争不断发生，为党内高级干部逐步围绕政治权力中心形成特权阶层提供了土壤。但自赫鲁晓夫起，在政治上搞非斯大林化的同时，在组织上也开始背离列宁的建党原则，在党和国家机构中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经过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误，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形成且羽翼已经丰满。这个阶层主要是党的高级官员，在20世纪60—70年代，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控制了党政机关的重要领导岗位，享受名目繁多的诸如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和特支权等，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变成谋取私利的职能。

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自由化经济改革政策的推行，原先体制内的官僚特权阶层，除了享受种种堂而皇之的特权待遇，而且还在改革的名义下，通过改组经济管理系统、银行系统、分配系统，把最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者直接控制着巨额的财富，实现了财富的迅速积累。通过各种“合法”的私有化手段，官僚特权阶层将支配权置变为实际所有权，将隐形占有变成公开合法占有，形成了极少数人掌控的寡头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苏联的党政高级官员。当时甚至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如果说，从前的财产归高级官员支配但并不占有，现在这些财产则都转为法律认可的私有财产，这些变化的实质是把高级官员在政治经济中的权力置换成财产。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共领导层的绝大多数人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这些腐化变质的特权阶层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的瓦解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野心与私利不断被诱发并膨胀。当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制度朝不保夕，他们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时，便不顾一切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为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至此，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演化，呈现出典型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并进一步演化为反社会主义性质，苏共特权阶层最终毁灭了苏共和苏联。

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特权腐败分子。苏联解体后他们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1995年的调查，当时在俄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 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苏共的垮台，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党内高层官僚特权“异化”和“自我蜕变”，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