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从国际经验看如何长期保持增长动力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问题的关键是，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在现阶段就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重塑增长动力源，使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依然保持强劲发展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前后如何保持强劲增长动力？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及其发展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二战以后，先后又有一些经济体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首先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几个小型经济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纷纷进入高收入阶段。然后是中东欧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美大陆的“优等生”，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一年成功跨越二战后南美国家集体陷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率先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国家。

先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经济体，它们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经验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可归纳出三条主要经验：第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创新活力的激发使这些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发展巅峰；虽然后来经历了经济波动和危机，但始终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第二，坚持对外开放。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搭上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因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三，实行市场经济。中东欧转型国家经济基础较好，在转型之初人均国民总收入就达到2000—3000美元，转型之后实行市场经济，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在南美大陆，智利和乌拉圭之所以能够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因为它们是南美大陆最规范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展望中国经济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四个发展阶段

参照世界银行对四个收入组的划分，可以对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相应划分和前瞻性预测。对照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深入分析这四个阶段可以发现，我国已基本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

第一阶段是低收入阶段（1978—1998年）。在这一时间段，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增长到820美元，用20年时间从低收入阶段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农村包产到户到城镇国企改革，从产权明晰到引入竞争机制，生产力发展潜力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断释放。

第二阶段是下中等收入阶段（1999—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不断加大，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要素驱动。在这一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成为重要增长引擎，外汇储备增长了十几倍；投资率保持高位；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然而，高投入、高增长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增长不可持续的矛盾凸显出来。

第三阶段是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2023年左右）。2010年，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同时，经济增长开始从高速换挡为中高速，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中高经济增速来推算，我国走出这一阶段将用约13年时间。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传统要素的优势逐步消失，大规模投入受到制约，增长速度减缓，要求尽快提高生产率，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此，党中央及时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通过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企业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和竞争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确保经济中高增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

第四阶段是高收入阶段（预计从2024年左右开始）。高收入经济体并不必然是发达经济体。成为发达经济体要符合一套综合评价体系，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必须是技术创新型国家，必须以技术创新作为驱动增长的根本动力源泉。目前，我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上升至55.3%，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创新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的第一条，提高创新能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些新理念和新举措，既着眼于解决我国当前问题，也着眼于实现长期发展。只有认真贯彻这些新理念、新举措，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顺利实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