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挽狂澜恢复高考选人才

拨乱反正挽狂澜恢复高考选人才

摘要:“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已陷入人才危机,再次复出的邓小平立即决定,恢复高考,选拔培养现代化建设的急需人才。邓小平力主的考试制度和恢复高考政策,恩泽惠及我的人生。

“文革”中,“四人帮”使国家和人民陷入深重灾难,选拔培养人才的考试制度被他们彻底否定。其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奋起斗争,抵制其种种倒行逆施,力主恢复考试制度及其他正确的政策措施,结果再次被打倒。“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已陷入人才危机,再次复出的邓小平立即决定,恢复高考,选拔培养现代化建设的急需人才。邓小平力主的考试制度和恢复高考政策,恩泽惠及我的人生。

“四人帮”废除考试制度

1966年春,我在广安一中上初一,眼见高三和初三的学长们没日没夜加紧复习,备战高考和中考。听说有“尖子”学兄宣称“非北大清华不读”,对其远大志向和优异学业,我既钦佩又羡慕。5月份“文革”风暴突起,课虽还在上,但有时下午就学文件或开批判会了。临近7月,上面突然宣布高考、中考全部取消,这令全社会和所有学生非常震惊,高三的学生更是欲哭无泪,那些有把握考上名牌大学的学兄学姐们则犹如跌入万丈深渊,想死的心都有。

当时“四人帮”得势,考试制度被作为“四旧”,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其谬论是: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于是高考、中考都被取消。

随后,“文革”动乱愈演愈烈,全国所有学校全部停课,就这样,这场浩劫活生生掐断了我们这代人的学习生活。1969年秋天,刚满16周岁的我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农村生活艰苦,对于在城市长大的我无异于脱胎换骨。我抱定认认真真“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决心,诚恳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怕吃苦受累,勤奋出工出力。看着我,社员们都说:“简直看不出你是个‘知青’了。”我说:“脸晒黑了,心炼红了。”咬牙坚持着,可心里并不平静:这“再教育”何时是个头呢?总不能一辈子就这样用最原始的方法修理地球吧?

1971年,各级学校开始复课,恢复招生,不过都实行推荐上学的招生制度。这种以“推荐”取代“考试”的招生制度,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教学质量,耽误了人才培养,而且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秩序。所谓“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事实上成为“走后门、拉关系”的同义语,谁能上学完全看出身、凭门路、依权势,所以,这种招生制度群众怨声载道。

从那时起,原广安县的大学、中专招生完全按照所谓“推荐选拔”方式进行,像我这样非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人虽然表现很好,却根本没有希望。刚下乡时的热情逐渐消退,我如雾海迷船,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迷惘,苦闷,度日如年……

1973年文化考试风波

1973年初听到消息:邓小平复出了,试图努力恢复用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在他主持下,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推荐选拔招生规定进行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当时广安县规定,大学、中专招生在各公社按较多名额推荐的基础上,进行政治、语文、数学三科书面文化考试,择优录取。这样一来,推荐名额大大放宽,以前单纯推荐根本毫无希望的我也进入被推荐之列,可以报考中师。

于是我认真复习自学,准备迎考。我在初中只学了一年就因“文革”停课,初中大部分内容没学,必须在这三个多月通过自学恶补。“文革”中新版课本精简成了“压缩饼干”,且毫无系统性,根本不能自学,于是想方设法借来老课本,埋头自学钻研。遇到实在不懂的,就跑几里路向读过高中的知青伙伴请教。怕贫下中农说我表现不好,所以白天得出工干活,只有下雨天和晚上才是学习时间。煤油灯下,常自学到深夜。记得当时曾胡诌过几句诗:“夜风竹叶瑟瑟,啾啾虫鸣作伴,犬吠声远人睡熟,伏案灯下攻读……”自己平时爱看书报,语文、政治方面有相当自信,而数学方面差距就太大了。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自己都惊异于自己的学习效率:短短三个多月工余时间的自学,初中数学代数部分内容基本攻克,几何部分已自学到可解直角三角形。

考试是在6月的一天,考场设在当时的广一中和师范校,全县报考大中专的考生共一千多人。考场纪律十分严格,到处戒备森严,还有很多公安干警值勤。记得语文考试作文题目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我编了一个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故事,自认为记叙描写生动形象,估计能得高分。数学考的都是基础性内容,题目却较灵活,有两道题自学完全没涉及到,我冥思苦想,运用已掌握知识迂回解决问题,最终也做出了答案。估计自己在中考考生中应是名列前茅,几天后又听说阅卷完毕,择优录取名额已按各公社排定,我放心了,仍回乡干活,等待录取通知书。

然而,正义的事业决不会一帆风顺,小平同志恢复考试制度,为国家选拔培养人才的良苦用心,却被“四人帮”一伙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刚好,他们又找到了需要的“典型”:辽宁省有个叫张铁生的知青,参加大学招生考试,基本上交了白卷,却在试卷背面写了“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诉说自己“不忍心放弃生产”而复习,才考得不好,“希望……加以考虑为盼!”“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红旗》杂志也转载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随后,“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搞得全国乌烟瘴气,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

在“四人帮”授意下,全国各地纷纷寻找张铁生式的“反潮流英雄”。广安也将本已排定的大学中专录取名单作了调整,我因此深受其害,我的名额被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有功的张铁生式的“反潮流英雄”占去。后来得知,一个考生文化考试一塌糊涂,却因举报生产队偷划田坎到户而被树成了“张铁生式的人物”,必须录取。这个人要上就必须有人要下,在调整的部分录取名单内,其他人家庭出生和政治面貌比我好,于是“理所当然”我被下掉。我实在想不通,暗暗落泪。当教师的父亲看我伤心不过,放下从不求人的架子,去找他一个已当领导的学生。经指点,父亲向县领导写了一封信,申诉我在农村的表现和考试成绩。又经那位学生斡旋,我才被县师范校作为备取生录取。

1977年恢复考试制度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可这时人才匮乏已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严重问题。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当场决断:推迟招生,今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决策,是“文化大革命”后科教领域拨乱反正的开端,也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可是,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头脑,教育部有些领导却瞻前顾后,怕犯错误,具体工作停滞不前。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严肃地提出:“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他的话掷地有声,几天后,《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制定了出来,规定高校招生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此消息一出,全国上下群情激昂,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学生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欣喜若狂。

已教书两年的我本来也和妹妹一道认真复习,准备应考,可其时妻子已经怀孕,经济上根本无法应付,我不得不遗憾地放弃。这年的高考推迟到了年末。听参加考试的妹妹回来说,广安县有两三千人参考,大多数是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其他在职人员也有一定比例。由于对考生年龄、婚否等方面的限制放得很宽,出现了师生同考、夫妻同考的稀奇现象。考场设在当时的广一中、广二中及城内各小学。由于考生太多,做不到单人单桌,而是每个考室50人,每桌2人。考试分文理科,考试科目略有不同,都考政治、语文、数学,然后文科考历史、地理,理科考物理、化学,考试时间两天半。后来,妹妹以优秀成绩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

对高考考场,我一直魂牵梦绕。幸好,按照邓小平教育改革方针,1979年国家又恢复了高校函授教育。我报名参加考试,取得优异成绩,当时广福区十个公社五十几位教师报考,我的成绩遥遥领先,后来仅录取我一人。一面认真教书,一面刻苦攻读,四年的学习使我充实了许多。同时,我注意钻研教育教学理论和方法,取得了较好的工作业绩,业务论文在各专业报刊发表逾百篇,一些著述也陆续出版,多项教科研成果获县、市、省政府奖励,我也被评为了四川省特级教师。我深知,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像我这样的人的今天。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小平同志恢复考试制度的英明决策,及时地为各行各业培养出急需的大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专业人才和知识精英。从我们广安来看,1977年和1978年高考的大学生毕业回到广安后,基本上都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或工作骨干,为家乡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敬爱的小平同志,历史将永远铭记您决策恢复考试制度的贡献,您的历史功绩,光耀千秋!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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