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克利：政党奇迹 刮目相看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来访的外国记者合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中国共产党也令世界刮目相看，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日益增多，在国际学界逐步兴起了一门新兴学科——海外中共学，或称为国际中共学。海外学界本来已有侧重古代中国研究的汉学和近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国学。中共学是中国学的一部分。海外中共学起初是有关中国的区域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方向，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交叉学科，是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红星照耀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逐渐引起海外关注。1924年，曾参加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写就了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该文附录中保存了中共一大党纲，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早在1926年，苏联人葛萨廖夫就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介绍了中共早期情况，强调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给美国国务院报送了《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向美国政府介绍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发展情况。

■《西行漫记》给西方民众奉献了中国革命的史诗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第一个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出自曾任燕京大学讲师的美国学者、记者埃德加·斯诺之手。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多次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深入了解了长征、土地革命等中共早期重大事件的情况，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写就了中国革命的一部史诗。1937年10月，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西方，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量达10万册以上。西方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杰作，标志着西方民众开始认识中国共产党。这本书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大无畏的革命奋斗精神。西方民众开始通过这本书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西方人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费正清、马克·塞尔登等人将“延安道路”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

费正清教授向西方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世外桃源——延安”。美国中国学和中共学的开创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20世纪30-40年代曾长期在中国学习工作，曾担任过美国驻华使馆官员，与国共两党都有较多接触。他的标志性著作《中国新史》中，这样高度评价延安时期：“延安，少数曾亲临考察的外国人眼里，就是一个世外桃源，那里阳光灿烂，欢声笑语，革命的热情感染着人们，正如斯诺和其他记者报道给世界的一样。中共领导人中间展现的延安的朴素民主与重庆的专制压抑形成了鲜明对比。” 20世纪50年代，费正清在写给福特基金会的项目申请书中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推动人类最大群体进入新的秩序”。此外，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提出了“延安道路”概念。他1971年出版专著《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将“延安道路”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受到国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延安道路”也称为“延安模式”，用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何以最后战胜了国民党政权。

■施拉姆赋予中国革命国际视角

西方学者认定“国共是抗战的主要力量”。以研究毛泽东闻名的美国学者施拉姆在其主编的哈佛版《毛泽东文集》中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抗战的主要力量”，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地位。在谈到抗战时期的延安政权建设时，他认为，“‘三三制’原则非常成功，体现了毛泽东特色的政治辩证法”，也肯定抗战统一战线的成功。作者很注重联系当时的国际关系因素来解释中国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在中共的创立时期，还是在以后的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都倾向于把中国的革命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还有美国势力的介入相结合来分析。施拉姆站在国际社会的高度来分析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从而使宏观和微观得到了很好的结合，赋予中国革命国际视角的伟大意义。

■白修德、贾安娜通过国共情况对比，回答了何以“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

西方学者、记者对比研究了国共两党。1947年，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撰写出版《中国的惊雷》一书，对比介绍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白修德、贾安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由此，“农民都把共产党人看作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看作他们自己意志的代言人”。作者根据多年在中国的调查，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顽强斗争。费正清在给这本书的书评中认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