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

明代文学的发展，既有文学自身的内部原因，又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关，其中科举文化生态对形塑明代文学风貌发挥了显著作用。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研究内容丰富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研究，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与文学事业；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明代状元与明代文学；明代科举文体与明代社会；政治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科场案。

明代的馆阁文人，其作品通常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作为文学侍从的职业写作，可称之为“馆阁写作”，二是“馆阁写作”之外的诗古文一类作品，可称之为馆阁文学。洪武至天顺年间，“馆阁写作”与馆阁文学气质较为接近，但成化以后，随着郎署文人和非体制化文人相继主导文坛，馆阁文学与“馆阁写作”渐行渐远。这一史实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史信息。

科举考试是一种分层级的考试，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影响，文坛也不例外。台阁体、前七子和后七子是明代最为重要的三个文学流派，分别兴盛于宣德年间、弘治年间和嘉靖年间，这并非偶合，其形成、发展、鼎盛和衰落，都与科举背景密切相关。

就状元选拔及其仕途来看，“衡文取士”，文学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就台阁体的兴衰演变而言，状元文风作为馆阁文风的组成部分，其兴衰与之大体同步；就状元别集的文体分布情形来看，在“文”中，赠序类、碑传类、书牍类数量最多，在“诗”中，近体诗尤其是七律倍受青睐，表明诗文的社会交际功能在状元写作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明代最为重要的科举文体是八股文和策论。殿试策通常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政治情势和重大社会问题直接相关，对于朝廷决策尤具导向作用。八股文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思想文化深刻影响了八股文的写作，另一方面，八股文又承载了思想文化的内涵。

明代科场案与政治的关联度之高为前代所少有，国家大政，由科场可见一斑。而科场案在冲击政坛的同时，也改变了不少作家的文学生涯：唐寅成为“三笑”故事的主角，王衡成为一个常写科场的戏曲作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科举文化生态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在厘清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关注科举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经学素养、文章素养和职业取向，关注科举考试所建构的各种社会层级、人际关系，关注中试者与落榜者的不同经济状况、物质生活条件，有助于深化对明代文学现象的认识。

比如，对于成化至嘉靖年间的文坛变迁，一个经典的表述是“台阁坛坫移于郎署”。明代前期，文坛的主导者，如永乐至宣德年间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均为台阁重臣。弘治年间，以郎署官员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其文坛影响力盖过了以台阁重臣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嘉靖年间的台阁重臣严嵩以三杨传人自居，自视为文坛领袖。而以郎署官员为主体的后七子则继承了前七子的风范，不屈不挠地挑战严嵩的文坛主导权和政治威权。后七子的崛起进一步确立了“文章贵贱之权操之在下”的格局，即所谓“台阁坛坫移于郎署”。

明代文坛的这一格局变迁，与科举文化生态息息相关。明代自英宗以降，即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而一个进士是入翰林还是入郎署，又与其录取名次直接挂钩。这种由科举考试所造成的社会层级的差异，不仅导致了地位、职能的不同，也引发了价值取向的分歧。明代的台阁重臣，不是与帝王“共治天下”，而是接受帝王的委托管理政务，阁权常常只是皇权的延伸，未能形成对皇权的有效制衡。与台阁要员不同，自宋代以来，郎署官员即有上疏直言之责，明弘治以来，这一职守特别受到强调。这种职务上的要求使他们常常同台阁发生冲突，也影响了他们的处事态度和文学理念。比如，前七子和李东阳虽然都倡导以盛唐诗为榜样，其实两者的宗唐区别甚大。李东阳偏爱王、孟一脉的清新隽逸，其诗风因而雄健之气不足，李梦阳则致力于效法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常常用诗来做社会批评。

又如科举功名与作家的文体选择，二者之间的联系也耐人寻味。大体说来，明代重要的戏曲作者，大都拥有进士科名，而话本小说的作者或编著者中，却少有举人、进士。话本小说和戏曲一向被视为俗文学中的姊妹文体，何以其作者身份存在如此引人注目的差异？

答案其实就存在于戏曲与话本小说的不同消费方式之中。话本小说只要有文本可读就行了，而戏曲则必须搬到舞台上（少数典型的案头剧除外）。倘无雄厚的经费支持，戏曲创作是难以持续的。科举时代，文人之间的交游主要以“科举”或“宦游”为平台，科场得意不仅意味着社会层级的提升，因科场同年等纽带而在经济上获得资助的情形也颇为常见。所以，进士如康海、李开先、沈璟等人，一旦宦途失意，不仅有精力投身于戏曲创作，也有经济实力提供支撑；而那些科场失意之人，即使有创作戏曲的才情和动机，也没有排演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