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2）

科举文化生态研究有助于调整明代文学研究的文体布局

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就文体布局而言，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章回小说等被突出的同时，形成了汉赋、六朝骈文、子部小说和“朝廷大制作”等在文学史上无足轻重的局面。其中八股文的境遇尤为尴尬，不只是与现代的散文标准格格不入，它还常常被视为文化垃圾，只在做负面评价时才会提到。其实，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那些优秀的八股文，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就八股文的内容而言，一般地说，我们所感知的儒家传统，往往是经过宋明理学改造过的，而理学之普及并在读者中重新获得新鲜感，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八股文这种新型文本的力量。自然，明代八股文对四书五经的解读，大体是在朱熹等人的解读基础上展开的，后期也较多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因采用了新的文本方式（八股文），体贴入微而又新意盎然，这就让明代儒学重新获得了由“陌生化”处理所带来的活力和魅力。例如，弘治六年（1493）进士李梦阳所作《论语》“管仲相桓公”四句题文，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视野下的管仲，也有助于我们感受明代知识精英对汉唐气象的憧憬。又如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方应祥所作《论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节题文，在朱熹集注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女子与小人”不是泛指所有的女性和“小人”，而是特指诸侯、卿、大夫身边的“幸人”，即被宠幸的“身边人”。方应祥的这一解读无疑是睿智的，从中国历史的情形来看，所谓“女祸”和宦官之祸，常常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与“身边人”的关系而造成的。孔子提出的这一忠告，对于国家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就八股文的表达而言，唐顺之、归有光等都曾大力倡导“以古文为时文”。所谓“以古文为时文”，即将古文所注重的深刻思想、阳刚之气和丰富多彩的章法句法融入八股文，以克服“体用排偶”所带来的平庸、板滞、柔弱之弊。韩愈、柳宗元以来的古文，由内容方面看，同样是载儒家之道，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较多融入了个人心得，富于新意，又不拘于对偶的句式和固定的章法，所以气势健旺。“以古文为时文”，所注重的正是内容的深刻和“排偶”的多样化。这种“以古文为时文”的尝试，催生了不少八股文名作。晚明的李贽、袁宏道等人，曾将明代八股文与汉赋、唐诗并列，视为一代之殊胜。清民之际的黄人，也视八股文为明代的三大文类之一。这当然不是盲目肯定，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束缚读书人思想，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置疑，但八股文作为文章一体，佳作如林、不乏经典之作，也确有依据。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文学与明代的科举文化生态”负责人、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