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礼容的文学价值

“礼容”主要指行礼者在特定礼典与场景中展现出适宜的容貌、体态、动作等。礼容又称“容”或“威仪”，前者聚焦于行礼者的容貌，后者专指在位者“有威而可畏”，使下级民众“有仪而可象”的礼容。《孔子家语·弟子行》所论“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将周礼分为书面学习的礼经书本和实际践行的礼容威仪（唐宸《“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发覆》）。周礼渗透在周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时人文学书写及后世审美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周礼重要组成部分的礼容，具有多维度的文学价值。

“明德知礼”：周代礼容影响下的人物书写范式

周代礼容是贵族所遵循的行为规范。据《周礼·地官》所载，保氏教国子“六仪”，即“祭祀”“宾客”“朝廷”“丧纪”“军旅”“车马”六种礼容。师氏又授国子“三德”“三行”，也就是“至德”“敏德”“孝德”“孝行”“友行”“顺行”等德行。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保氏“教国子以道艺，与师氏教德行互相备也”，这种礼容与德行相辅相成的培养模式，反映出周人用礼容规范贵族言谈举止，进而提升人格修养的教育目标，即《诗经·大雅·民劳》所谓“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周代礼容既然关乎贵族的人格修养，诗人就通过书写礼容来塑造贵族形象，从而表达对统治阶层的赞扬之情与讽喻之意。就《诗经》而言，一方面选取适宜的容貌、体态和相应的佩饰、车马来塑造“明德知礼”的贵族形象。如《齐风·猗嗟》“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分别从射箭时扬眉移目的容貌、轻巧快步的体态来刻画鲁庄公，如此适宜射礼的礼容才会“射则臧兮”，展现出鲁庄公射艺高超的精神风貌；又如《小雅·庭燎》“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君子至止，鸾声哕哕”，通过描写黎明时车铃之声连绵不断，使得礼容敬慎而勤于早朝的君子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以礼容丧失的叙述来呈现“违礼丧德”的贵族形象。如《小雅·宾之初筵》一诗中，宾客在宴会起初“温温其恭”，礼容温和又恭敬，俨然彬彬有礼的君子；在未喝醉前也能“威仪反反”，保持谨慎庄重的礼容；喝醉后却“威仪幡幡”，暴露出轻佻无礼的仪容。通过醉酒前后容貌体态的鲜明对比，无法保持礼容而丑态百出的宾客形象便呼之欲出。

孔子继承发展了西周王官的礼乐制度与春秋君子的道德人格，实为“明德知礼”的典范。弟子后学在《论语·乡党》一篇，就通过编撰夫子在不同场合的礼容来展现其高尚德行。如“入太庙，每事问”一节，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祀之礼，孔子理应掌握其祭祀之容，但还是为谨慎起见而复问，显现出谦逊、严谨的德行；又如“寝不尸，居不客”一节，居家的孔子依然注重礼容，睡觉不曾仰面朝天、四肢伸展，坐时虽未维持接见客人的体态，也会脚板着地、两膝耸起而臀部不贴地，闲居的慎独之道便蕴含其中。《孟子·尽心下》有云：“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孔子无论在宗庙、朝廷等正式场合，还是在日常的乡党、家居生活中，均能使其容貌、体态合于礼容，从而在总体上呈现出“盛德之至”的圣人气象。

《诗经》《论语》受周代礼容影响而形成的人物书写范式，为后世文学通过言谈举止来刻画、品评人物提供了有益借鉴，如《世说新语·容止》从仪容仪表和举止风度来塑造魏晋名士形象。

“察言观礼”：周代礼容影响下的预言叙事模式

周代礼容是贵族德行的外在表现，北宫文子即将“德行可象”视为贵族具备威仪的重要特征。礼容还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康公云“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可知“威仪三千”的礼容决定人的命运。君子善于展现礼容，就能获得福禄；不能遵守甚至败坏礼容，则会遭受祸患。正是礼容表现德行的风尚与礼容决定命运的观念，使得博雅君子由“察言观礼”来判断贵族的吉凶和命运，“察言观礼”型预言也就应运而生了。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冬十月，滕成公来会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将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无从乎？’”滕成公参加鲁襄公的葬礼时礼容不够恭敬而过度悲伤，与《礼记·杂记下》“敬为上，哀次之”的丧礼之容相违背，子服惠伯预言其将要死亡，《左传·昭公三年》果然有“滕子原卒”的应验。

先秦预言的叙事模式一般包括“预言背景叙述”“预言关联事件叙述”“预言性分析”“验辞”四个要素（韩高年《“文类”视阈下的先秦预言及其文学意义》），“察言观礼”型预言在符合其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又颇具特点。首先，预言背景叙述通常为贵族参与礼典，包括朝聘、会盟、燕享等。其次，预言关联事件叙述主要为贵族在礼典中的言谈举止与礼容规范不符。或描绘失礼言行，如《左传·文公九年》从楚子越椒的“执币傲”，展现其与《仪礼·聘礼记》“上介执圭如重”不符的傲慢神态；或直接进行批判，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郑子产对蔡景侯“受享而惰，乃其心也”的直言不讳。再次，预言性分析先预言结果后阐释原因，并多以征引成说或经典的方式增强阐释的权威性。或引证作为共识的礼论，如《左传·僖公十一年》内史过所引“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或引证《诗经》诗句，如《左传·成公十四年》宁惠子征引《小雅·桑扈》末章。最后，验辞多为贵族丧失礼容一段时间后死亡，与礼容决定命运的观念相呼应。因此，“察言观礼”型预言已然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叙事模式。

散见于《左传》的“察言观礼”型预言，在贾谊《新书》中被专门整理为《礼容语上》（已佚）、《礼容语下》，发展成叙述“察言观礼”故事且诠释“礼容”观念的叙事模式，为后世文学表达“微言大义”的预言叙事奠定了基础。

“文质彬彬”：周代礼容孕育生成的文学思想

周代礼容具有“尚文”的特点。《论语·八佾》孔子有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贵族在礼典中实行的礼容也被赋予“文”的色彩。《礼记·表记》“容貌以文之……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即贵族凭借礼容达到“文”的标准，以至于其服饰、容貌、言辞均具备“文”的精神。周代礼容亦需包蕴内在之“质”。《诗经·大雅·抑》“抑抑威仪，维德之隅”，郑玄笺曰“人密审于威仪抑抑然，是其德必严正也”，因而严密审慎的礼容要与严格公正的道德表里相称。《诗经·大雅·假乐》“威仪抑抑，德音秩秩”，就反映了周天子礼容威仪与政治道德的相得益彰。

随着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春秋时人开始反思“礼”的本质，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指出揖让周旋的礼容“是仪也，非礼也”，又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可见呈现礼容的“仪”与治国安民的“礼”不同。“礼”“仪”之辨是为突出“礼”所象征的政治道德，也是对贵族只重外在之“仪”而忽略内在之“礼”的批评。面对重“文”轻“质”的礼乐现象，孔子提出“君子为礼，以依于仁”（上博简《君子为礼》），将仁德作为礼容的内在依据。孔子将西周王官的礼容制度损益为君子日常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以“仁”为核心，在礼容实践中又强调“恭敬”“中庸”“孝亲”等道德原则（拙作《早期儒家礼容之学谫论》）。孔子对礼容内在道德的推崇，旨在矫正时人过分重视礼容外在表现的行为，使得行礼者达到“文”“质”兼备的境界，即《论语·雍也》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文质彬彬”虽是论述君子外在言行与内在道德的关系，但对礼容的慎思明辨，却在客观上启发了后人对文学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思考，孕育生成了“文质彬彬”的文学思想。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将“文”“质”分别作为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一方面以波纹与水、花朵与树的关系为喻，说明“文”依附于“质”；另一方面又举虎豹皮具有花纹、犀兕皮制甲需染颜色之例，阐释“质”由“文”来表现。由此阐发出文学创作中形式与内容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确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种重要评价标准。

总之，周代礼容既影响了“明德知礼”的人物书写范式、“察言观礼”的预言叙事模式，又孕育出“文质彬彬”的文学思想。发掘周代礼容的文学价值，不但印证了“制度”与“文学”互涵同构的关系，还能探究出一种由规范“礼”到塑造“人”、从品评“人”到创制“文”的文学（文论）生成机制与路径。

（作者：陈丹奇，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