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普：维护中央权威思想的理论历史现实意蕴（2）

历史意蕴：维护中央权威是我党克敌制胜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时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大、最根本的“铁的纪律”，是党凝聚队伍、克敌制胜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抗战爆发初期，党内出现了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右倾错误，其在组织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王明动辄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无视党的纪律，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发生了脱离乃至违背中央统一领导的严重宗派主义。为了纠正党内右倾错误、从组织上统一全党步调，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党规党纪“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和实施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全会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制定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鉴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袁国平等人“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等问题，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不久，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列举并批评党内存在的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组织上“自成局面，反对集中领导”，思想上“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等违反党性的情况，强调“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

反对“闹独立性”的宗派主义，强化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党整风伊始，中央政治局即针对“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等现象，审议通过了由王稼祥起草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申明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领导一元化”，“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1945年4月21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了偏差，就喊看齐。”正因为一切向“中央基准看齐”，无条件服从中央调遣，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不断发展壮大并夺取了最终胜利。进入1948年，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已经在望。面对新的形势，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1948年初，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同年8月，中央又发出《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督促报告制度的落实。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是维护中央权威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保障解放战争大决战的顺利进行和筹建新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继续强调必须强化中央的统一领导。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他指出: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对维护中央权威也都有一系列重要论述。比如：邓小平同志就一再强调：“改革要成功，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没有中央这个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对于损害中央权威、不听中央话的，“处理要坚决”，“不行就调人换头头”；在“四个服从”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因为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

不折不扣听从中央号令，坚定维护中央权威，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历经磨难而不垮、千锤百炼更坚强更有力的重要政治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