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抵御重大风险（2）

今后，农业转移人口越来越年轻化、规模也越来越大，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如果不能及时改革农民进城落户的制度性限制，不尽可能地逐步改善进城农民的困境，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可能会大大上升。此外，我国城乡居民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在这种变化下，城乡居民对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期待在提高。目前社会矛盾处于高发、多发期，无论是在问题发生端还是解决端，一旦遇到不满就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加之，在近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转型和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固化，使得政府与居民、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缺乏有效沟通，遇到社会纠纷事件概率增大。例如，近几年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征用和搬迁、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社会维权等矛盾纠纷事件频发多发并有上升趋势。目前教育医疗、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潜在隐患不可低估，特别是食品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有的涉嫌严重违法犯罪，性质严重、手段恶劣，社会影响极坏。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目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利用我国结构转型阵痛期，故意制造暴力事件，人为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此外，由于我国地理位置决定，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的风险也较大。例如水患灾害、地震灾害等。

第四，抵御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8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与风险。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累积的矛盾会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一旦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很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摆在东亚国家面前就这种陷阱。我们国家在进入中等偏上收入以后，也确实存在经济发展放缓的状况，虽然没有停滞，但风险存在，需要倍加警惕。

人类社会在发展前进过程中，从来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作为走过95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所经历的风险可说世所罕见、党所罕见、人所罕见，但均化险为夷、克服战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风险和困难都将化解、战胜。

（作者为中宣部政研所研究员、北京市委讲师团特邀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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