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抵御重大风险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庄重告诫全党要抵御重大风险。

那么，从当今现实出发观察与思考，我们党和国家会遇到和有可能遇到哪些重大风险呢？择其要者来说有以下几类：

第一，抵御地缘政治的风险。一方面，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全球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在军事上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为支点，以西太平洋诸国的岛链为依托，利用太空优势，并结合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建立空、海立体作战体系。南海，自打美国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后，千方百计地进行搅局，以“南海军事化”为借口，接连派军舰、航母、军机闯进我南海岛礁附近。美国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怂恿日本、菲律宾、越南进行捣乱，南海持续紧张，风险极大。另一方面，美国又以朝鲜试核射弹为借口，大肆调兵遣将，并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拦截系统，这完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矛头就是对准中国和俄罗斯。面对外部异常复杂危险的政治军事局势，稍有不慎，随时都会发生冲突对抗事件。

第二，抵御系统性金融风险。一年前，我国全社会的杠杆率已达到210%多，接近国际经验显示的风险高发窗口期(250%—280%)。近期有所好转，但依然较高。尤其是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当经济增长速度由高位转向中位之后，金融领域受一些因素影响，向窗口期逼近的风险将大大提高：一是影子银行风险。一方面，各种信托产品、理财产品进入集中兑付高峰期，也是违约高峰期；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出现了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P2P、众筹、二维码支付、虚拟信用卡、比特币等。这些虽然是金融创新，但也潜藏着欺诈、违约、破产、洗钱等事件。影子银行在运行过程中，风险点多、易发，监控难度大。二是地方债务风险。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显著降低，而公共支出却刚性增长，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继续扩大，“借新还旧”的压力将不断上升，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链会遇到空前的偿还高峰期，由此形成局部性金融风险。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多方面的风险因素同时显露并相互渗透传染，最终可能会使局部性金融风险演化成系统性风险。对此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

第三，抵御转型积累的不确定性风险。无论从短期还是长远看，在我国向发达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必须实现“三个转变”，即在需求结构上实现从投资、出口导向向内需特别是消费导向转变；在产业结构上实现从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在社会结构上实现向市民化社会转变，并建立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要实现“三个转变”，我国还面临着诸多显性和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存在于许多领域，而每个领域又存在着多个风险因素和风险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些风险因素在积累，风险点在增加，风险点之间的关联性在增强，甚至还面临着某些领域的系统性风险。比如，城镇化如果推进缓慢，就容易引发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激化的风险。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0%。这种状况既与高收入国家平均城市化率有一定差距，也低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仔细分析发现，我国实际城镇化水平偏低，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过慢造成的。目前，我国有2.34亿农民及其随迁家属在城镇长期居住生活。但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门槛限制，农业转移人口还无法享受真正的市民待遇，由此在城镇中形成两大社会群体：一个是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另一个是5亿多市民。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当他们能看得到却享受不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时，就会产生心理失衡甚至对立情绪，一旦遇到社会矛盾纠纷时，就可能会演化成两个利益群体的对立事件（前些年，法国发生的骚乱就是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