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与“脱贫”（2）

其三，“长征”与“脱贫”都堪称史诗性的奇迹。习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曾于1984年重走红军长征路的美国著名记者、《纽约时报》副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感慨道：“中国1934年的长征不仅仅是象征。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同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6亿中国人脱离贫困，最早实现了贫困人口减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城镇化空前发展，中国人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仍不平衡，中西部特别是偏远农村的生存生活条件还很差，有的地方甚至连吃水都困难。按2015年年底的统计，我们的任务是实现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比英伦三岛总人口加起来还多700万，比法国多400万。脱贫攻坚之役的胜利，势将进一步书写华夏大地的人间奇迹，成就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事业的巨大贡献。

其四，“长征”与“脱贫”都体现党的高超领导力。毛泽东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曾讲：“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也好，扶贫也罢，无前人先例可循，无万能理论可依，都缺乏教条肆虐的空气，教条主义只能乖乖让位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长征是拼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习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所面对的多数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抓工作。“行百里者半九十”，万里长征要咬牙走完最后一公里，扶贫攻坚要精心打通“最后一公里”。脱贫攻坚，除了一般常说的长期性、持续性，还有一个精准定位的问题，中央关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矫治脱离实际、强制脱贫的“扶贫急躁症”，与长征锻造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高度一致的。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党的优秀领导集体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大局意识、团结精神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同理，脱贫攻坚必须把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长期坚持下去，“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陕甘宁地处西北偏僻地区，受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制约，扶贫难度相对较大，脱贫工作一直牵动着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来访的越南劳动党同志访问延安，这是总理1947年3月18日离开延安后第一次回延安。“周总理！我们的周副主席回来了！”延安人民奔走相告，欢呼着，不停地招手，不停地跳跃，幸福满满，笑容洋溢。当周总理了解到延安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但比周围其他地区人民的生活改善得慢，有部分群众困难较大时，他语气沉重地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用小米养活了我们，养活了革命，作出了多大的牺牲。今天他们仍然过着这样艰苦的日子，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我们对不起这里的人民。”他对地委的同志说：“今天不是怪你们，我是总理，我有责任，我希望你们努力，多想办法带领这里的人民，改变落后的面貌。等你们搞好，我再来延安，再来看你们，向你们祝贺。”总理去世后，《周恩来选集》等书出版，邓颖超大姐遵从总理的心愿，将二万元稿费请中央办公厅寄给了延安。

弥补周总理之憾，必须牢记“长征永远在路上”。陕甘宁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陕甘宁又构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出发点。习总书记于此行明确指出：“到2020 年一定要实现全部脱贫目标。这是我当前最关心的事情。”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长征精神应当永放光芒。“长征精神的内涵”，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有了这样的精神，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能够走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之路。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