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鑫良：“历史周期率”与“延安窑洞对话”（2）

民主政治的硕果

毛泽东为什么说“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呢？这就要从延安时期（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毛泽东闻骂“罪己”、党中央知错即改、共产党“其兴也勃焉”的史实说起。1941年夏天，毛泽东先后两次受到了农民“恶毒的咒骂”。当时，天空响雷，地上触电，两次劈死了两个人。第一次，一个农民骂“老天爷不开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第二次，农妇伍兰花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保卫部门要逮捕这两个“反革命”，并把伍兰花从清涧县拘押到延安城，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公审以后就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

毛泽东闻讯以后，两次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并严厉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观念。他说：群众发牢骚、讲怪话，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讲了几句尖锐一点的难听话，就去追查，就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党群关系就像鱼水关系。

毛泽东还把伍兰花请到自己的住处，面对面地了解到“咒骂”的原因：一是农民负担太重；二是干部作风败坏；三是伍兰花丈夫触电身亡，家里还有七十岁的瘫痪婆婆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又悲又愤有怨气。毛泽东嘱咐保卫部门负责人：马上派专人把伍兰花护送回家，还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而是敢提意见的好人，并按困难户给予照顾。

伍兰花回村以后，“先抓，后放”的消息不翼而飞，传遍各地。乡亲们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毛主席、共产党太厉害啦！得民心者得天下啊！

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自省，举一反三；并与中央领导同志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农业税）太多，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陕甘宁边区政府向农民征收的公粮，由1937年1万石（1石约300斤），增加至1941年20万石。其重要原因，就是机构膨胀，出现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严重矛盾，1941年的脱产人员总数，竟相当于1937年9月的5倍。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行动，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推行民主，汲取民意，保障民权，改善民生，节制民劳，争取民心。例如，实行精兵简政；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创建“三三制”民主政权；切实减轻人民负担；坚决防治干部腐败（制定和实施《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法规。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红军战斗英雄，全身负伤90多处，但蜕化变质，贪污3050元。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坚持“功不抵罪、罪不否功”的原则，于1941年12月底依法对肖执行死刑）……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又先后四次作自我批评，检讨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并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水可载舟，水可覆舟。”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陕北、进入华北的时候，党员队伍已经发展壮大至约290万人，人民军队约240万人，根据地民兵约3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