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民主性质与政治冲突有关联

2016年必将是世界民主史上极为沉重的一年。美国大选所出现的“特朗普奇葩”和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旋风”，只是民主的皮毛问题，是底层百姓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象征性抗议，最终也不能改变什么。严重的是，美国制度已经事实上变成了大肆牺牲公民生命权的寡头体制，为此才有奥兰多酒馆大屠杀和达拉斯对白人警察的狙击战。在英国，被认为最富有理性的选民则发动了“脱欧公投”，是一种老一代人牺牲年轻人利益的公投，用时髦的话说是“代际正义”问题，结果400万人后悔，要求重新公投，把公投当儿戏。连接亚欧的土耳其，被认为有伊斯兰文明中最成功的代议制民主，则发生了军事政变——拥护世俗主义的军人和伊斯兰化政权之间的流血的政治。

民主的世界为何如此波谲云诡？这就需要重新认识民主的性质。世界政治史多次表明，政治理论上存在问题必然会导致政治实践上的灾难。

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都给民主营造太多的光环，赋予民主太多的使命，以至于民主不堪重负，很多国家因“民主”而遭殃，很多国家也以“民主”之名行不义之事。事实上，西方国家发展得好、治理得不错，绝对不能一揽子归功于选举式民主，而应归于法治、民主、市场经济、分权、官僚制、企业家精神、殖民地掠夺、主宰性国际制度等一系列综合性因素。

民主不仅不是西方国家领先于世界的秘笈，反而恰恰引发了今天西方国家的诸多难题。比如，美国分散而相互牵制的权力结构使得美国的政体已经成为“否决型政体”，难以形成国家力量并实行有效的国内治理，别说不能凝聚大多数意志干“大好事”，就是“大坏事”也难以对付，比如在枪支管制问题上难以形成多数意志，结果每年任由三万多人死于枪支泛滥，这远远比国际恐怖组织造成的伤害更严重（死于恐怖组织的是一万多人）。今天西方的治理难题，再加上印度-墨西哥等“自由主义民主”大国的无效治理，恰恰是“反事实法”的经典案例。民主与治理的关系并不是传说中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根源在于民主的性质。民主的性质与政治冲突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必须探究民主政体本身的内在问题，即本体论性质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如何认识“人民”。“人民”是关于“我们”而非“敌人”的同质性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在同质性的“人民”内部，也有利益不同的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在支配阶级之间也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尤其对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人民”已经包括不同的种族和信仰群体以及贫富对立阶级。南美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最后都陷于民粹主义政治而难以自拔，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实现了，结果企业家用脚投票，国内经济出现问题了。在中东地区，多数暴政则以教派形式表现出来，结果是赤裸裸的暴力冲突。乌克兰的“民主”发生在东西部的两大族群之间，结果是国家的分裂。比较而言，“同质性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如何分配利益这样的技术性问题，可以归类为“人民内部矛盾”，而“异质性人民”谈论的是国体政体问题，是建国和谁来统治这样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发生了分裂的原因。“异质性人民”的出现，意味着同样被称为“民主”的政治在本质上则是南辕北辙的制度。为此，在民主问题上，决不能停留在西方教科书里，而应该睁眼看世界。

和其他政治制度诸如君主制与贵族制一样，以“人民”为旗帜的民主制也有其固有的问题，决不能满足于看上去是“人民”统治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说西方治理得还不错的话，决不是因为有了熊彼特-萨托利-达尔等人所论证的“选举式民主”，而是因为有了亚里士多德所归纳的最好形式的政体即混合政体，其中当然包括法治，法治甚至处于第一位，因为没有法治，任何政体其实都一样，民主制也决不会比其他制度更好。而在现代政治中，一个古代所没有面临的问题便是“异质性人民”的政治事实，这是对民主制的最大挑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