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佳：不能以极端个案指责社会否定时代

近日，一篇名为《盛世中的蝼蚁》的文章在网络上热传，作者从最近引爆舆论的“甘肃农妇杀子案”谈起，将当事人比作“盛世中的蝼蚁”，认为其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却始终看不到出头之日，被遗弃、碾压是必然结局。无独有偶，辽宁一个运钞车司机劫持运钞车抢走600万元现金的事也被热议，有人起底称他是为还债而抢劫，言下之意是，此人本性善良，铤而走险实属现实所迫。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即便在一些极端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本身所遭遇的窘迫与不幸，确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一码归一码，同情不能代替谴责。首先要强调的是，这两起案件的事实是清楚的，一个杀了人，一个抢了银行的运钞车，再多悲情渲染也无法改变他们犯罪的事实，无法帮他们开脱罪责。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贫穷困厄都不能成为走向犯罪、戕害他人的理由，陷于困境的人不在少数，绝大多数人也不会因此而去走极端。放大犯罪嫌疑人的悲情，以此来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解，不能不说是颠倒了基本的是非。

至于所谓“盛世蝼蚁”论，更是完全不顾逻辑。仅从目前报道出来的事实已不难了解，甘肃农妇杨改兰的悲剧，并非完全缘于贫穷，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其家庭因素、个人因素恐怕不容忽视。无法想象，一位母亲会仅仅因为贫穷就对四位亲生骨肉举起斧头、灌下农药。这样的人伦惨剧，显然是极为极端的个案。将这样的极端个案扩大化，推论到全社会，归因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和社会保障的失败，无疑是荒诞的，逻辑上根本不能成立；倘若借此来否定现行各种制度，否定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整体上的巨大发展成就，那属于别有用心。像“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之类“警句”，缺乏基本的逻辑理性和法治精神，只能煽惑人心而已。

近些年，总有一些声音，喜欢将少数极端个案夸大为社会普遍现象，将事情的复杂成因简化为体制失败，用情绪淹没理性，用个案否定整体。你说“伟大复兴”，他说“与我何干”；你说“大国崛起”，他说“蝼蚁屁民”，想要制造的效果，无非是消解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导致个人与国家的疏离。这种论调值得引起我们高度警惕。事实是，中国正在蒸蒸日上，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正在发生巨大改变，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中国人民的切身感受。于每一个体而言，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社会的进步，不是不重要，而是太重要。所谓国家、所谓社会，不就是所有国民、所有社会成员的总和吗？

当然，中国是有着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还十分不均衡，所以我们还必须面对扶贫攻坚的重任、转型升级的阵痛，也很难完全避免某些个案的发生。但我们需要在全社会构建这样的信念：发展中的问题，终究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也一定能够随着进一步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已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事实反复证明。在这样的共识下，共建更理性平和的社会，不以任何原因作为侵害他人的借口，不以任何言论为犯罪行为开脱，不以情绪混淆是非判断，不以个案否定社会的整体进步，或许这才是我们期许中的法治社会应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