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国学经典（2）

经典中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首先是富民教民，制民恒产。

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

第二是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古代礼乐刑政的配置，礼乐是文化，有价值。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第三是扩大社会空间，提倡社会自治。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传统中国的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行会等，这些血缘、地缘性的自然团体及扩大化的社会团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实现社会自治、地方自治。民间组织与民间自治，士人的积极参与，以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共品德，是公民社会的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内容。儒家的人禽之辨、公私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天理与人欲之辨，是当代公民道德重建，并以此美政美俗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