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长征之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意义 （2）

一、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自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被称为历史转折的事件只有两个，一个是1935年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另一个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中国共产党在遭遇大挫折、大危机情况下，靠自己的思想自觉、实践领导和政治选择，创造了绝处逢生进而迎来巨大胜利的奇迹。

一个政党在危机中实现历史大转折，其思想自觉大体有三层意思：一是确实认识到以前的做法和思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二是独立自主，靠自己的努力而非外力来改变过去的做法和思路；三是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实事求是地作出新的决策，推进新的实践，并迎来转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思想自觉，其基本内涵也是这三点。今天人们概括的长征精神，其中就有一条：“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实际上就是指党在长征途中的思想自觉。

要真正理解长征与中国共产党这三层思想自觉的意思，就不能不明了长征前由“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的做法和思路。在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到关键时刻，临时中央召集的六届五中全会对形势的判断很奇特。它完全根据共产国际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世界和中国形势的分析，提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些教条主义的盲目论断，直接影响到军事上的战略指挥，即照搬外国堡垒战和阵地战的打法，同强大的敌人死拼，丢弃了毛泽东和朱德曾经屡试不爽的游击战法。在党内生活上，把不同意临时中央的想法和做法视为主要危险，宣布要“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其结果可想而知。所谓长征，按当时的说法叫“战略转移”，实际上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无可奈何的匆忙选择，是一次被动挨打的突围退却。

凡此等等，可以说是领导智慧和经验有问题，也可以说是军事指挥有问题，还可以从敌强我弱的客观背景上找原因，但归根结底是缺少独立自主地进行中国革命、实事求是地进行实践决策的思想自觉。陈云后来在延安曾和毛泽东谈到，由于经验不足，自己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中央的时候也犯过错误。毛泽东的回答是：不是经验不足的问题，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思想方法不对头，是事后的总结。长征前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真正成熟，不具备这样的认识水平。人世间的事情，常常就是这样，不到万不得已，不到无路可走，人们不会下决心承认错误，更不会从根本上寻求犯错误的原因。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以后，绝大多数官兵都意识到，如果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党和红军必将被完全断送。甚至连一向谦逊稳重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也甩出一句重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恰巧，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了，为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危机提供了客观条件。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根本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调整了中央领导层的结构，撤销了博古负总责的政治权力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请示共产国际，或由共产国际裁决批准。生死攸关的长征，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了历史性决断。

有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精神和勇气，催生出实事求是地制定各方面政策的思想路线，也就水到渠成了。有了这种思想自觉，人还是那些人，但队伍的作战风格却焕然一新。就像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毛泽东是长征途中实现中国共产党思想自觉的典型代表，后来多次从这个角度谈到长征的意义。他说：“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经过长征，“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根据毛泽东历次所谈，所谓思想自觉，其根本要义在于不能照搬书本教条和外国的经验，而应该把马列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靠中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不经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危局，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不会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可以说，没有长征途中的思想自觉，就不会有延安时期的理论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