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长征之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意义 （3）

二、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熟

所谓组织成熟，主要体现为干部队伍的成熟。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谈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军事力量，一个基本的论断是：“长征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这个论断，源自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的有关论述。

中央红军到陕北时，从8万多人锐减到七八千人，难免在一些人中生出悲观情绪。毛泽东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还说：“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其实是很不符合实际的。”这就遇到一个问题，长征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党内实际上有不同声音。为此，毛泽东在1935年12月专门作了回答。他说：长征使我们党过去的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为什么不是事实？毛泽东的依据是：“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

的确，关键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保留下什么样的人。只要有了思想自觉的人，就不愁办不成难事，不愁没有光明的前景。毛泽东后来谈到长征，总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它的意义：“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我在一个会上作报告说，留下两万多人，我们更强了，因为我们有了经验。后来果然如此，政策一变，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数少了，反而更强大，是指思想经受了考验，能力得到了锻炼，幸存下来的是精华。这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适应和创造历史新局面的，正是长征幸存下来的那些精华，他们构成了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新中国建设，甚至领导开辟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骨干。

经历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更强大了，在于实现了团结统一上的涅槃新生。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决策，甚至自恃人众枪多，明目张胆地成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人作了坚决的斗争，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率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任弼时和贺龙，身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领导人，以及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避免了分裂的危险，实现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与团结。经历这场风波，全党上下对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坚定了，执行中央重大决策的自觉性显著提高了，此后在统一和团结上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组织成熟的一个标志。

经历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政策也成熟起来。长征以前，不少苏区都发生过严酷的党内斗争，有的是“肃反”扩大化，有的把工作分歧当作敌我矛盾，有的把工作失误甚至把一时没有完成任务上升到路线斗争，一些同志还是背着沉重的处分上路长征的。长征使党认识到，这种不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必须纠正。党中央一到陕北，就果断地正确处理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内部矛盾，解救了已经被关押的刘志丹等人。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也是在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的前提下进行的。毛泽东后来谈到困难局面下如何对待干部时曾深有体会地说：“要记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那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使他们感觉无出路。”“在困难环境中……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经历长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熟最典型的标志是党中央的领导能力实现了飞跃。毛泽东最早提出了这个观点。他说：长征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邓小平后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论断。他在1989年5月31日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6月16日，他讲得更彻底：“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

党的组织成熟，意味着党的领导层的稳定，这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至关重要。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

邓小平1989年提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7位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包括他当时没有提到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另外两位重要成员叶剑英和李先念，无一例外都是长征的领导者或参加者，都经受了长征的特殊考验。这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在危机中奋斗过来、亲身经历或推动重大历史转折的人，其政治智慧和思想方法，经验意志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均得到了非同寻常的锤炼。

处理危机，是对领导者的领导素质、领导能力和领导权威最严峻、也是最全面的考验。在危机中，人们普遍地渴望通过权威决策来消除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感，如果既有的领导不能化解危机，那么其权威必然会被能够化解危机的人取代。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正是在长征的危机中被选择和接受的，他的思想智慧和领导能力，更是在长征途中经历千难万险的实践考验后被全党认识和推崇的。长征促成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熟，从根本上就是领导者和领导群体的成熟。